丝绸之路是地理大发现前就已横贯亚欧大陆的商贸和文明传播大动脉，被视为东西方文化传播的纽带^[1]，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天山廊道在丝绸之路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蕴含着无限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其贯通已2000余年，沿线人类活动的历史可追溯至青铜时代，甚至石器时代晚期^[2]。地理学关注天山廊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形成演化过程，天山两坡气候干旱、生态系统脆弱，数千年前的先民究竟生存于怎样的环境中？古文明演进与环境变迁之间呈何种关系？

新疆丝绸之路地处西风环流和东亚季风环流系统的过渡地带，两气候系统间此消彼长的动力过程使该区域古气候演变十分复杂。天山两坡的湖泊沉积是记录古气候演变过程的重要地质载体，博斯腾湖、巴里坤湖、赛里木湖、艾比湖等成为研究的热点区域。近年来，风成沉积物、古土壤、洞穴沉积物也被应用到研究中来^[3-4]，学者们以孢粉、粒度、元素地球化学、烧失量等作为古气候代用指标已获得了重要进展^[5]，但学术界对该区全新世以来的气候演变过程、水热组合方式等问题的认识仍存在分歧^[4]。而上述问题恰是探讨天山廊道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的关键，是破解人地关系问题的基础，继续报道更多高质量的环境演变序列对深入认识这些问题有重要意义。

新疆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两者间还没有建立有机联系，“两张皮”的现状亟待破解，天山廊道区位优势独特，随考古发掘材料日积月累，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分区和谱系日渐明晰^[2]，史前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演变研究的时机已然成熟^[6]。本研究以天山南坡尤尔都斯盆地巴音布鲁克湿地泥炭沉积剖面为研究材料，以花粉为古气候代用指标，建立天山廊道中段晚全新世以来气候演变序列，结合考古数据，探讨古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的耦合关系，以期为天山两坡古环境演变研究提供新素材，为丝绸之路天山廊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提供历史借鉴。

1.   研究区概况

1.1   自然环境概况

天山西起乌兹别克斯坦克兹尔库姆沙漠，东至中国新疆星星峡戈壁，东西延绵2500 km，南北宽250～350 km，帕米尔高原以北可达800 km，震旦纪到二叠纪末，古天山孕育及褶皱隆起，三叠纪初到古近纪末，山地经剥蚀夷平作用成为准平原，新近纪到第四纪，在内外营力共同作用下形成现代天山山体^[5]。中国境内部分称为“东天山”，山体由山地、山间盆地和谷地及山前平原组成，长1700 km左右，占新疆面积的34.5%^[7]。研究区河川径流以冰雪融水、地下水补给为主，开都河、渭干河夏季径流占全年径流量约50.0%^[8]。采样点尤尔都斯盆地年均温−4.7℃，1月平均气温−26.4℃，最低−48.1℃，7月平均气温7.2℃，最高28.1℃，年降水量284 mm^[9]。

天山廊道沿线气候干旱，物种多样性低，生态系统脆弱，但山区现代植被依然具带状分布特点，根据相关资料^[7]，结合野外考察结果，综述如下：

天山南坡雪岭云杉林（Picea schrenkiana）呈斑点状镶嵌于亚高山带个别阴湿山谷中。草原植被极发育，以沙生针茅（Stipa glareosa）、短花针茅（S. breviflora）、长芒针茅（S. breviflora）和扁穗冰草（Agropyrum cristatum）为建群种，它们在中山带与多种蒿（Artemisia frigida、A. kaschgaria）构成干草原。荒漠植被以亚洲中部成分为主，膜果麻黄（Ephedra przewalskii）、合头草（Sympegma regelii）、戈壁藜（Iljinia regelii）、圆叶盐爪爪（Kalidium schrenkianum）、泡泡刺（Nitraria sphaerocarpa）等广泛分布。

尤尔都斯盆地是天山南坡的高位山间盆地，河滩发育由褐黄鳞薹草（Carex vesicata）、尖苞薹草（C. microglochin）、大看麦娘（Alopecurus pratensis）、发草（Deschampsia cespitosa）等组成的沼泽草甸植被。地势开阔的冲积洪积扇上，寒生草原发达，主要为座花针茅（Stipa subsessiliflora）、紫花针茅（S. purpurea）等组成的各个群系。海拔2300～2600 m的盆地底部为针茅（Stipa capillata）草原，海拔2600～2800 m为狐茅（Festuca kryloviana、F. sulcata）草原，海拔2900～3400 m的高山带为以嵩草（Cobresia capilliformis, C. pamiroalaica）为优势种的荒漠草原。

1.2   古代人类活动概况

研究区人类活动历史可追溯至青铜时代，早期人类活动集中于河流尾闾湖泊边缘，小河墓地、古墓沟墓地、铁板河墓地为罗布泊地区最早的古人类活动遗址，新塔拉类型遗存是博斯腾湖流域古人类活动早期代表，年代晚于罗布泊地区，它们共同构成了研究区青铜时代人类遗存。研究区早期铁器时代以察吾呼文化影响最大，大型文化遗址10余处^[2]，至汉唐时期成为天山廊道人类活动最密集的区域之一^[10]。

2.   材料与方法

采样点（42°26′N、84°43E′）位于盆地出口河漫滩（图1a），命名为巴音布鲁克剖面，根据岩芯物质组成及颜色变化，将其分为4层，各层岩性特征描述如下：152～122 cm为黑褐色泥炭，夹杂有细砂；122～60 cm为灰黑色淤泥，有机质含量高，水分大； 60～35 cm为棕色泥炭；35 cm以上为灰色淤泥，现代植物根系含量高。因此，选择152～35 cm部分为研究材料（图2）。

图  1  丝绸之路天山廊道采样点及不同时期遗址点分布位置示意图

a： ①托勒库勒湖^[11]，②草滩湖^[12]，③天鹅湖^[9]，④艾比湖^[13]，⑤卡拉库里湖^[14]，⑥塔合曼湿地^[15]，⑦赛里木湖^[4]，⑧乌伦古湖^[16]，⑨乌帕尔^[17]，⑩巴里坤湖^[18]，⑪博斯腾湖^[19]，⑫孔雀河^[20]；b：青铜时期研究区遗址点分布图；c：早期铁器时代至秦汉时期研究区遗址点分布图；d：三国至隋唐时期研究区遗址点分布图。

Figure  1.  The sampling location and sites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middle of the Tianshan Corridor of the Silk Road

a: ① Tuolekule Lake^[11], ② Caotan Lake^[12], ③ Swan Lake^[9], ④ Ebinur Lake^[13], ⑤ Kala-kule Lake^[14], ⑥ Taheman wetland^[15], ⑦ Sayram^[4], ⑧ Wulungu Lake^[16], ⑨ Wupaer^[17], ⑩ Balikun Lake^[18], ⑪ Bosten Lake^[19], ⑫ Kongque River^[20]; b: the archaeological sites of the Bronze Age in study area; c: the archaeological sites from the Early Iron Age to the Han Dynasties in study area; d: the archaeological sites from the Three Kingdoms to the Tang Dynasties in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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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巴音布鲁克剖面岩性及年代-深度关系图

Figure  2.  Lithology, AMS¹⁴C, and calibrated ages versus the depth in the Bayanbulak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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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层岩性变化（图2），在黑褐色泥炭层和棕色泥炭层的顶部与底部各筛选1个样品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进行AMS¹⁴C年代测试，地层中未发现合适的陆生植物残体，故而选用全有机质作为测年材料。年代测试结果使用Calib 7.0.2程序校正。

花粉提取采用酸碱法^[21]，鉴定时以公开出版的图版^[22-24]、实验室样片等作为参考，400倍蔡司光学显微镜下，每个样品自4～6个载玻片中至少鉴定出300粒陆生植物花粉。陆生植物花粉含量以陆生植物花粉数量为基数计算，湿生/水生植物花粉含量以全部花粉数量为基数。花粉图谱在Tilia软件中绘制，使用其自带的Coniss程序进行聚类分析，此结果作为划分花粉组合带的重要依据。降趋势对应分析第1轴的长度为1.193（＜2.0），表明花粉组合与环境之间呈线性关系，选择至少5个样品中含量大于2.0%的花粉类型在Canoco 4.5软件中进行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排序。

人类活动遗址数据来源于文物地图集^[10]等各类资料，筛选整理天山廊道中段材料，集成得到本研究数据。

3.   结果

3.1   年代测试结果

年代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年代与深度关系如图2所示。剖面底部校正后日历年龄为3877±51 cal.aBP，顶部为850±61 cal.aBP。不同层位沉积速率存在差异，假定两个相邻测年样品间沉积速率恒定，153～126、126～58、58～35 cm深度的 3个层位的沉积速率分别为0.25、0.55、0.31 mm/a。

表  1  巴音布鲁克剖面年代测试结果

Table  1.  AMS¹⁴C dates and calibrated age in the Bayanbulak section

编号	深度/cm	14C年龄/ aBP	日历年龄/ cal.aBP
BA193057	35～36	920±20	850±61
BA212558	57～58	1675±25	1576±45
BA212559	125～126	2705±25	2806±46
BA212567	152～153	3565±25	3877±51
注：测年材料为全有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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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花粉鉴定结果

巴音布鲁克剖面118个样品共鉴定花粉53266粒，陆生植物花粉36037粒，湿生/水生植物花粉17229粒，平均每个样品451粒，涵盖64个科/属类型。乔、灌木花粉6902粒21个科/属类型，含量为19.2%，以桦木属（Betula）、云杉属（Picea）、麻黄属（Ephedra）为主，含量分别为5.1%、4.5%、2.2%。陆生草本植物花粉29135粒39个科/属类型，含量为80.8%，藜科（Chenopodiaceae）、蒿属（Artemisia）、禾本科（Poaceae）位列前三，含量分别为28.7%、26.7%、16.2%。湿生/水生植物花粉17229粒4个科/属类型，含量为32.3%，莎草科（Cyperaceae）具有绝对优势，含量高达29.8%。

根据巴音布鲁克剖面花粉组合变化情况，参考花粉聚类分析结果，其图谱自下而上可划分为3个组合带（图3），各层位花粉鉴定结果按地层由老到新的序列描述如下：

图  3  巴音布鲁克剖面花粉百分比图谱及聚类分析

Figure  3.  Profile of pollen distribution and cluster analysis of the Bayanbulak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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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Ⅰ（152～119 cm，3877～2697 cal.aBP），乔、灌木花粉含量11.9%，麻黄属（5.1%）除外，其他类型的花粉最高含量不超过1.5%，零星出现于地层样品中。陆生草本植物花粉含量88.1%，藜科高达42.4%，蒿属紧随其后，为29.6%，禾本科以10.3%的含量居第三，菊科紫菀型（Aster type）、蒲公英型（Taraxacum type）常见。剖面中湿生/水生植物花粉含量最低值仅为22.5%，莎草科优势明显，为20.3%。

带Ⅱ（119～67 cm，2697～1756 cal.aBP），乔、灌木花粉含量升至22.2%，花粉组合随之变化，桦木属、云杉属、绣线菊属（Spiraea）、蔷薇科（Rosaceae）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分别为8.9%、3.4%、2.8%、1.9%，桦木属优势明显、增幅大，麻黄属含量降至1.2%。陆生草本植物花粉含量降至77.8%，藜科仅24.9%，降幅达17.5%，蒿属（29.1%）维持带Ⅰ的含量，禾本科增至14.9%，人工驯化类禾本科（Poaceae （＞37 μm））开始在该层位出现，平均含量不高，但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突破，个别样品中数量可观。湿生/水生植物花粉含量增加，达到31.4%，莎草科含量为29.1%。

带Ⅲ（67～35 cm，1756～850 cal.aBP），乔、灌木花粉含量为21.9%，云杉属最高，达到10.2%，桦木属降至3.2%，含量降低的还有绣线菊属，不足1.0%。陆生草本植物花粉含量为78.1%，藜科、蒿属分别为20.3%、19.9%，下降了4.6%、9.2%，与之有着相反变化趋势的是禾本科，增至24.3%，增幅达9.4%，人工驯化类禾本科含量进一步增加，为4.9%。湿生/水生植物花粉含量达到峰值41.2%，主要为莎草科含量（38.8%）增加所致。

3.3   花粉主成分分析结果

主成分分析前4轴的特征值分别为0.758、0.100、0.045、0.031，累积解释量为93.4%，前2轴累积解释量为85.8%。轴1将旱生的蒿属、藜科、麻黄属、柽柳属（Tamarix）与需水量大的莎草科、云杉属、禾本科分开，推测该轴花粉组合指示湿度变化，正轴湿度小，负轴湿度大。轴2将喜暖的桦木属、绣线菊属与耐寒的莎草科、蒲公英属、禾本科分开，该轴花粉组合可能反映温度高低，正轴温度高，负轴温度低（图4）。

图  4  巴音布鲁克剖面花粉主成分分析

Figure  4.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of the fossil pollen from the Bayanbulak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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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巴音布鲁克剖面地层花粉谱中莎草科、藜科、蒿属、禾本科、云杉属、桦木属、麻黄属含量高、变幅大，本研究主要以上述花粉类型组合作为探讨气候变化的依据，结合古人类活动数据，揭示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耦合关系。

4.1   各时期气候特点及区域对比

带Ⅰ（152～119 cm，3877～2697 cal.aBP），乔、灌木花粉种类少，含量低，仅麻黄属具统计学意义，陆生草本植物花粉含量则不然，藜科、蒿属含量颇丰。PCA轴1得分偏正，PCA轴2得分偏负（图5a、 i）。麻黄属、藜科、蒿属皆为典型（超）旱生植被，尤其是麻黄属，可适于更严酷复杂的生境，轮台、焉耆盆地及周围区域广泛分布由膜果麻黄与超旱生灌木琵琶柴（Reaumuria songonica）、合头草、泡泡刺（Nitraria sphaerocarpa）等形成的荒漠群落^[9]。综合花粉组合生态指示意义及主成分分析结果，该时段气候以冷干为主。下游博斯腾湖碳酸钙含量、孔雀河流域黏土含量对此有积极响应（图5f、h），基于此气候环境背景，研究区古人类以游牧/畜牧为主要生存方式，罗布泊先民日常饮食习惯中保持着较大比例肉食类食物摄入，小麦、黍、粟等培育的粮食作物比例较低^[25]。4.2 ka事件在天山东部托勒库勒湖花粉谱中有显著记录，植被由草原演替为荒漠^[11]，草滩湖、天鹅湖也捕捉到这一信息，禾本科、蒿属、桦木属含量明显下降，之后湿度缓慢恢复^{[9, 12]}，新疆北部及中亚地区此时温度、湿度均处于晚全新世以来较低的时段^[26-28]。巴音布鲁克剖面该层位处的后4.2 ka事件时期，温度、湿度逐渐恢复。艾比湖湿地此时是以藜科、蒿属为主的荒漠景观，湿度低^[13]。帕米尔高原卡拉库里湖沉积物揭示该时段存在周期性低温^[14]，同区域塔合曼湿地泥炭记录的温度特征亦是如此^[15]。天山两坡沉积剖面的代用指标记录了该区冷干气候突变事件后的恢复期仍以冷干为特征（图5c-e）。东亚季风区中北部多个湖泊沉积物的花粉都记录了较一致的特征，普遍经历了一次干旱化过程，此时北半球太阳辐射逐渐减弱，特别是西太平洋温度下降，东亚夏季风被削弱，降水随之减少，气候变干^[29]。然而，西风环流控制下的地中海东部、黑海、里海一线暖湿植被类型花粉含量居高不下，气候湿度大^[30]。研究区该时段较好地响应了天山两坡地区及东亚季风区气候变化。

图  5  巴音布鲁克剖面气候演变序列及其与大区域古气候记录对比

a：巴音布鲁克PCA 轴 1 （本文），b：赛里木湖A/C值^[27]，c：赛里木湖碳酸盐含量^[4]，d：新疆北部湿度指数^[26]，e：中亚干旱区模拟降水量^[28]，f：孔雀河黏土含量^[20]，g：乌伦古湖碳酸盐含量^[16]，h：博斯腾湖碳酸盐含量^[19]，i：巴音布鲁克PCA 轴 2 （本文）。

Figure  5.  The climate evolution sequence of the Bayanbulak section and their comparison with other regional paleoclimate records

a: PCA axis 1 of the Bayanbulak section (this study), b: the Artemisia/Chenopodiaceae ratios of the Sayram Lake^[27], c: the carbonate content of Sayram Lake^[4], d: moisture index of the northern Xinjiang^[26], e: precipitation changes in arid central Asia^[28], f: clay content in the Kongque River^[20], g: the carbonate content of the Wulungu Lake^[16], h: the carbonate content of the Bosten Lake^[19], i: PCA axis 2 of the Bayanbulak sectio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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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Ⅱ（119～67 cm，2697～1756 cal.aBP），陆生植物花粉麻黄属减少，桦木属、云杉属优势渐显，绣线菊属、蔷薇科变化趋势与之类似，其他类型花粉含量不突出。PCA轴1、PCA轴2得分与带Ⅰ相反。桦木属为阔叶乔木，指示相对温暖的环境，气温升高，桦木林扩大，绣线菊属为喜温湿气候的灌木，其含量增加表明气候暖湿化^[27]。花粉组合指示天山廊道中段气候转向暖湿。该层位湿生/水生植物花粉含量增加，岩性柱湿度大，下游博斯腾湖盘星藻指示湖泊水位深^[31]，碳酸钙含量明显增加（图5h），推测巴音布鲁克盆地相对温暖湿润，同样处于河湖不分、水位最高的状态，形成湖沼相沉积物。暖湿气候促使天山廊道中段广泛分布的察吾呼文化向农牧社会过渡，遗址出土陶器内残存的食物表明，先民们此时已开始以山前绿洲或草原为生存基地，在居住地附近适宜农耕地带种植大麦、小麦、粟等农作物，至秦汉时期种植农业所占比例进一步增加，农牧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天山南麓此时的自然环境特征是一致的^[2]。天山两坡迎来温度、湿度相对适宜期，赛里木湖^[4]、乌伦古湖流域（图5g）陆源物质随径流入湖，沉积物中TOC、TN、碳酸盐含量增加^[16]，气候条件改善。草滩湖呈现湿地景观，芦苇、香蒲、黑三棱等挺水植物花粉具高含量^[12]。天鹅湖周围发育了大面积的高山草甸^[9]。综合各地貌单元古气候代用指标模拟后发现，中亚干旱区湿度快速增加，可能与北大西洋、欧洲地区温度下降导致西风环流南移并增强有关^{[20, 29]}，此现象导致地中海、黑海、里海、天山等地降水增加。研究区此阶段气候变化过程与东亚季风区相悖，我国东部季风区降水存在时空差异，北方地区温度缓慢增加^[32]，夏季降水增多，南方地区则偏少，可能源于轨道强迫下的南亚夏季风-东北夏季风遥相关，造成了东亚季风区南北两侧气压异常的反相变化^[33]。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气候与东部季风区较一致，高原内部基本为南北向梯度变化^[29]。天山廊道沿线响应了西风环流系统控制下的中亚干旱区气候变化，湿度大。

带Ⅲ（67～35 cm，1756～850 cal.aBP），蒿属、藜科含量明显下降。云杉属持续增加，成为乔、灌木中含量最高的类型，禾本科稳定增加，湿生/水生植物花粉亦是如此，莎草科增幅显著。PCA 轴 1得分维持负值，PCA轴 2得分转负。云杉属为针叶乔木，天山北坡分布于降水最丰富的中山带，南坡因湿度低而呈斑点状分布于部分山谷中^[34]。天山两坡禾本科多为中旱生类型，耐寒，莎草科系高寒草甸的重要物种，尤尔都斯盆地尤为发育，指示湿生/水生环境^[9]。花粉组合特征表明此时气温降低，湿度加大，气候冷湿。湿润的气候带来了农牧业大发展，经历代中央政府经略，研究区成为天山两坡人类活动中心区之一。塔里木盆地西部乌帕尔地区花粉浓度明显增加，藜科花粉含量下降，环境湿化趋势得到延续^[17]，天山南坡山区大龙池剖面高分辨率乔木花粉含量记录的气候变化出现了较明显波动^[35]。巴里坤湖花粉种类丰富，莎草科含量达到峰值，蒿属花粉骤增，蒿属/藜科值迅速增加^[18]。赛里木湖花粉、地球化学指标揭示湿度在波动中增加（图5b、 c）。2000 aBP以来的气候演变之所以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文字与自然记录并存是重要原因之一，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树轮、石笋、冰芯及湖泊沉积等记录集成重建的温度变化、旱涝等级序列表明，中国东部多地捕捉到“中世纪暖期”的信息，冷暖振动频繁，总体偏凉，寒冷时段的旱涝格局自东向西带状分布，西干东湿^[36]，温度则存在周期性波动，以冷为主，同时存在“中世纪暖期”的记录^[37]。此阶段新疆的湿度达到晚全新世以来峰值（图5d），其气候特征与中亚地区记录相吻合（图5e），表明这些区域具有相似的变化模式。

4.2   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耦合关系探讨

天山两坡考古学文化空间分布与气候环境关系密切，同一地貌单元的文化面貌间存在较多的一致性，文化形成和发展对气候环境依赖性强，史前时期小而分散的城郭就是新疆地区特殊气候景观的产物，气候环境适宜或恶化都会间接或直接造成文化的扩散^[38]。

天山廊道巴音布鲁克剖面地层绝对年龄为3877～850 cal.aBP，各层位与人类历史时期吻合较好，152～119 cm （3877～2697 cal.aBP）、119～67 cm （2697～1756 cal.aBP）、67～35 cm （1756～850 cal.aBP）分别对应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至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十国时期。

天山廊道中段最早的人类活动始于青铜时代，沿线共发现36处遗址（表2），主要分布于开都河、孔雀河流域（图1b），先后经历了小河文化、哈拉墩早期遗存新塔拉类型两个古文化序列^[2]。小河文化时期孔雀河源头博斯腾湖处于高水位时期^[20]，丰富的水源为古人类生存创造了基本条件，尽管气候较为冷干，但开都河依然有充足冰雪融水补给下游河流和湖泊，小河墓地、古墓沟墓地即为典型代表，两地均为沙漠中河流尾闾湖泊区。博斯腾湖周围绿洲最典型的为哈拉墩早期遗存新塔拉类型^[39]。

表  2  天山廊道中段不同时期人类活动遗址数量

Table  2.  Number of human activity sites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middle section of the Tianshan Corridor 个

	青铜时代	早期铁器时代	秦汉	三国两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十国
塔里木盆地东北缘①	26	19	74	16	50
塔里木盆地北缘②	10	10	47	54	105
注：①包括库尔勒市、焉耆回族自治县、和静县、和硕县、博湖县、尉犁县、罗布泊地区，②包括轮台县、库车县、拜城县、新和县、沙雅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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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铁器时代至秦汉时期天山廊道中段由冷转暖，由干变湿，生态环境向好，表征人类活动强弱的禾本科含量初据统计意义，驯化物种开始种植^[40]，人类活动遗址数量和范围都明显增加，特别是秦汉时期。塔里木盆地东北缘人类活动集中于焉耆盆地绿洲、博斯腾湖流域，孔雀河流域几近消失（图1c），2800 cal.aBP后博斯腾湖处低水位时期^[41]，出湖水量不足，孔雀河流域不再适合人类生存。气候暖湿化最直接的影响是出山口径流增加，塔里木盆地北缘形成更多绿洲，人类活动中心转移至此。另外，政治因素对人类活动也起到了一定影响，西汉统一西域前，天山与昆仑山之间的山谷和绿洲中分布着数个大小不一的聚落，汉王朝经略该区后，在轮台设立“西域都护府”，并向该区域委派官员、册封地方首领及驻兵屯田，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也增大了该区人类活动的强度。

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天山廊道中段温度低于前期，蒸发减小，湿度增加，孕育了更多适于人类生存的山前绿洲，人工驯化类禾本科花粉含量持续增加，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料，人口承载力提高，人类活动中心向塔里木盆地北缘转移，库车河流域、渭干河流域成为新的人类活动中心，塔里木盆地北缘强度减弱（图1d）。良好的自然条件是古人类活动加强的基础^[42-43]，在此期间历朝历代政府对塔里木盆地北缘的管辖同样产生了深远影响，唐朝时在今库车设置“安西都护府”，以此为中心，向周围辐射，设立了众多的驿馆、烽燧，确保东西方交流通道畅通。另外，唐朝在西域的屯田规模进一步扩大，这些措施所产生的人类活动集聚效应不可忽视。

5.   结论

（1）天山廊道中段晚全新世气候演化经历了3个阶段：3877～2697 cal.aBP期间，乔、灌木花粉种类少，麻黄属相对丰富，陆生草本植物中藜科、蒿属含量高且稳定，气候以冷干为特征，主成分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该认识。2697～1756 cal.aBP期间，桦木属和云杉属含量增加，麻黄属、藜科下降，水热组合方式转变为暖湿。1756～850 cal.aBP期间，云杉属含量持续增加，禾本科、莎草科达到剖面峰值，蒿属、藜科不同程度下降，主成分分析得分等表明气候以冷湿为特征。

（2）天山廊道中段人类活动变迁与气候环境变化具有显著相关性。青铜时代处于后4.2 ka事件时期，气候在冷干中恢复，人类活动集中于博斯腾湖流域及孔雀河尾闾区的绿洲中。早期铁器时代至秦汉时期气候已转变为暖湿，人类活动中心西移。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的冷湿气候孕育了更多绿洲，人类活动中心继续向西转移至库车河流域、渭干河流域。湿润气候为人类在此区域的生产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各时代中央政府的经略政策对该区人地关系也产生了一定集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