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erences in sedimentary dynamic processes between summer typhoons and winter cold waves on the inner shelf of the East China Sea: Insights from in-situ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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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台风活动在未来如何发展是关系到人类社会安全的重大问题之一。受器测记录时间长度的限制,我们对于台风长期的发展与演化机制的认识还不充分。从东海内陆架泥质区的沉积记录中提取台风信息,是了解几千年来影响我国的台风演变规律的有效手段。但是,其他极端事件,尤其是冬季寒潮,会影响台风沉积事件识别的准确性。台风与冬季寒潮大风沉积事件的辨识也是台风活动重建的难点之一。利用布放在东海内陆架泥质区的四脚架观测系统,分别获取了台风“天鹅”和冬季寒潮大风期间的海水温度、盐度、悬浮体浓度和海流等数据,并结合近海观测浮标的风速、风向和波浪等数据,探讨了台风与冬季寒潮沉积动力过程的差异。结果表明,台风与冬季寒潮在风向、有效波高和近底层流速变化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台风较高的强度更容易引起近底层沉积物的再悬浮;台风经过时,高浓度悬浮体主要来自海底沉积物的再悬浮,而冬季寒潮期间高浓度悬浮体与长江入海物质的输入有关。由于台风和冬季寒潮近底层海流流向的差异,在东海内陆架泥质区向海一侧边缘沉积记录中的砂层可能代表了台风事件沉积,是研究台风活动规律的良好研究材料。研究结果为从东海泥质区沉积记录中提取更准确的台风信息提供了科学参考。Abstract: One of the major challenges addressing human life safet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warming is how typhoon activity may develop in the future. Our understanding of typhoon long-term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mechanisms is limited by the duration of instrumental recording. Extraction of typhoon information from sedimentary records in the muddy area of the East China Sea inner shelf is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patterns of typhoons that have impacted China over the past thousands of years. The precision of typhoon event detection, however, might be affected by other extreme events, such as winter cold waves. One of the difficulties in reconstructing typhoon activity is to identify typhoon and winter cold wave deposition events. Using a quadripod observation system placed in the muddy area of the East China Sea inner shelf, seawater temperature, salinity,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 and currents during Typhoon Goni and winter cold waves were measured, and the differences in sedimentary dynamic processes between typhoons and winter cold waves were then discussed by combining wind speed, wind direction, and wave data from offshore observation buoys. Observations on typhoons and winter cold waves showed certain similarities in the changes in wind direction, significant wave height, and near-bottom current velocity, but typhoons′ higher strength made it easier to resuspend seabed sediments. Typhoon-related high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s are mostly caused by the resuspension of seabed sediments, whereas high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s during winter cold waves are primarily caused by Yangtze River discharge. Sand layers in the sedimentary record of the seaward side edge of the inner shelf muddy area in the East China Sea are likely to represent typhoon event deposition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near-bottom current between typhoons and winter cold waves. Therefore, event deposition layers are good research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variation patterns of typhoon activit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an be used as a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extracting more accurate typhoon information from sedimentary records of the muddy area in the East Ch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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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 typhoon /
- winter cold wave /
- in-situ observation /
- East Ch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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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滩通常被定义为周期性被海水覆盖、以潮汐为主要作用力、沉积物组分主要为细颗粒物质的沿海地貌类型[1]。在潮滩区域,潮差的大小往往大于有效波高,滩面坡度较低且沉积物量较为丰富[2-3]。潮滩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碳循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在生态资源保护、土地规划以及抵御海洋灾害如极端事件等方面具有着重要的作用,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4-8]。因此,开展潮滩相关的研究,尤其是对潮滩地貌动力过程的研究是相当必要的[9]。
潮滩地貌的演化过程在不同时间尺度下表现出不同的规律和特征,其主要原因是作用于潮滩的影响因素存在不同时间尺度下的变化规律。季节尺度下,影响潮滩的主要因素包括波浪[10]、潮差[11]、植被[12-13]、极端事件频率[14]以及河口径流量变化导致的沉积物供给变化[15]等。对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潮滩,其出现季节性变化的主要因素也各不相同。在较长时间尺度下,影响潮滩地貌的外动力还包括海平面上升[3]、植被覆盖[16]以及人类活动例如围垦等[17]。
江苏潮滩季节性变化的影响因素主要为风浪、极端事件频率和季节性的沉积物供给丰度变化[18-19]。在冬季和春季,江苏沿岸风浪较大,河流进入枯水期结合港口关闸保水使得沉积物供给减少;在夏季,江苏沿岸的风浪强度减小,但极端事件的频率有所上升。这些因素使得江苏潮滩的季节变化机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年际尺度下,江苏潮滩的演化过程受到海洋环流、沉积物供给、人类活动以及植被覆盖等因素的影响。黄河北归与长江口南迁导致江苏潮滩已无巨量沉积物来源[20],沉积物供应丰度的变化会导致江苏潮滩的冲淤状态由原先的不断淤积向均衡态乃至侵蚀状态演变。围垦行为[7]与潮间带上部互花米草生长状况[16]同样会对潮滩地貌形态与冲淤变化产生影响。此外,以往的观点认为,江苏海岸北部的冲淤分界点位于射阳河口[21],江苏中部潮滩全年大部分时间处于淤积或稳定状态[11]。但随着沉积物供给的逐年减少,这些观点目前是否适用同样尚未清楚。
因此,对江苏潮滩的季节与年际变化规律和机制进行研究十分必要。为了明确江苏中部潮滩目前的冲淤现状,本研究在该区域选取了3条不同的跨岸剖面,于2017—2020年进行了多次野外观测,以探究江苏中部潮滩的季节性演化规律和年际冲淤演化趋势,并尝试给出初步原因。
1. 研究区域
江苏海岸长约954 km,北起绣针河口,南至长江口北支,其中泥质潮滩约占92%[22]。江苏海岸的泥质潮滩发育较为宽广,宽度1~10 km;潮滩坡度较为平缓,约1‰;潮滩沉积物主要成分为黏土、粉砂、极细砂等细颗粒沉积物。江苏泥质潮滩属于中-大潮差的开敞或半开敞型潮滩,潮汐类型主要为半日潮[9, 23]。江苏潮滩的潮汐作用主要由东海前进潮波和黄海旋转潮波控制,平均潮差为2~4 m。在江苏沿岸,弶港地区的潮差最大,可达5 m以上,同时潮差以弶港为中心,分别向南北方向逐渐减小。根据潮间带的侵蚀/淤积动态,可以将江苏海岸分为淤长型岸段(射阳河口至东灶港)和侵蚀型岸段(大板跳至射阳河口与东灶港至启东嘴)[21]。
本研究在江苏中部海岸选取了3条潮滩的潮间带剖面作为研究区域,由南到北分别命名为L2剖面、L3剖面和L5剖面(图1)。L2剖面位于竹港附近,大丰港南部约8 km处,观测区域为海堤至低潮水边线之间,长度约1.5~2 km;L3剖面位于新洋港与斗龙港之间,大丰港以北约20 km处,观测区域为盐沼前缘至低潮水边线之间,长度约1.2~1.8 km;L5剖面位于射阳河口以北约10 km处,观测区域为海堤至低潮水边线之间,长度约1.3~1.5 km。
研究区域的潮汐类型为正规半日潮,自南向北3处剖面的平均潮差大致为2.7、2.2和1.7 m[23]。在辐射沙脊掩蔽作用的影响下,该区域波浪规模总体较小,但具有较为明显的季节性变化特征。黄海南部的风浪波高在冬季约为1.9 m,夏季约为1.0 m[19];根据大丰港海洋观测站(33°26.7′N、120°47.6′E)的观测资料,秋冬季节(9月—次年2月)近岸波浪的有效波高为0.55 m,春夏季节(3—8月)近岸有效波高为0.42 m。可以看到,该研究区域的波浪规模存在冬季较大、夏季较小的特点。潮间带上部多为盐沼区域,多生长互花米草,沉积物以粉砂为主,并含有部分黏土;潮间带中下部为光滩区域,沉积物组成以粉砂和极细砂为主。
2. 研究方法
为了研究江苏中部潮滩地貌和沉积物组分的季节性变化特征,分别在2017年11月,2018年1月、3月、5月、7月、9月和11月对江苏中部潮滩的3条剖面(L2、L3和L5剖面)进行了为期一年、间隔为两个月的实地地貌观测。利用中海达V60 GNSS RTK(水平测量精度为1 cm,垂直测量精度为2 cm,坐标系设置为CGCS2000,高程为CGCS2000大地高程)对潮间带进行了位置和高程的高精度测量,每两个测量点的间距约为10 m。
观测时间选择在当天的低潮平潮期,L2和L5剖面的观测区域为海堤至水边线,L3剖面由于潮间带宽度较大,且潮间带上部盐沼区域植被生长较为茂盛,互花米草的高度约1.5 m,测量难度较高,故L3剖面观测区域改为盐沼前缘至水边线。
此外,为了研究江苏中部潮滩地貌的年际变化,分别在2019年12月和2020年10月对3条剖面(L2、L3和L5剖面)的坐标和高程进行了重复测量,测量方法与先前的实地观测保持一致。
L2、L3和L5剖面的滩面高程测量过程中,同时自高程测量起点开始每间隔100 m对潮间带表层沉积物采样,在粒度分析前,首先进行沉积物样品的预处理,称取适量样品加入0.05 mol/L六偏磷酸钠溶液浸泡样品24 h,将样品初步分散。然后采用英国Malvern 公司生产的Mastersizer 2000型激光粒度仪进行测试,Mastersizer 2000型激光粒度仪测量范围为0.02~2000 μm,误差小于1%。得到测量结果后利用矩法计算样品的粒径参数[24],包括平均粒径(ϕ),以及黏土(粒径<2 μm)、粉砂(粒径2~62.5 μm)和砂(粒径>62.5 μm)含量。
3. 结果
3.1 季节变化
L2剖面位于大丰港南侧8 km处 ,剖面形态呈上凸型,潮间带上部、中部和下部坡度分别约为0.4‰、0.8‰和3.5‰,潮间带宽度1.5~2 km,其2017—2018年的潮间带高程变化结果如图2所示。2017年11月—次年1月,滩面高程总体略有增长,淤积量<10 cm。1—3月,潮间带上部略有淤积,下部出现侵蚀,高程变化量15~20 cm。3—5月,潮间带高程整体较为稳定,变化幅度小于5 cm。5—9月,潮间带出现明显侵蚀,两次测量间侵蚀量最大可达25 cm。而在9—11月,滩面高程变化较小,淤积或侵蚀量均小于3 cm。
图3所示为L2剖面7次测量的潮滩表层沉积物的粒度参数分布情况。L2剖面表层沉积物粒径由陆向海呈现明显递增趋势,黏土与粉砂含量由陆向海逐渐减少,而砂含量逐渐增加。采样结果显示,2017年11月—2018年1月,平均粒径整体减小,ϕ值增大约0.4;砂含量整体减小约10%。2018年1—3月,潮间带上部平均粒径减小,ϕ值增大约0.2,砂含量基本稳定;潮间带下部平均粒径增大,ϕ值减小约0.3,砂含量增大约15%。3—5月,除潮间带上部略有波动外,表层沉积物粒径参数较为稳定。5—7月,平均粒径在潮间带上部增大,ϕ值减小约0.3,在潮间带下部变化较小;砂含量整体增大约10%。7—9月,平均粒径整体增大,ϕ值整体减小约0.2,砂含量整体变化较小。9—11月,平均粒径整体减小,ϕ值整体增大约0.4,砂含量整体减小约10%。
L3剖面位于大丰港北侧20 km处,观测区域剖面形态呈上凸型,潮间带中部和下部坡度分别约为0.5‰和1.9‰,潮间带光滩区域宽度1.2~1.8 km,其一年内的滩面高程变化结果如图4所示。2017年11月—次年1月,滩面高度整体有明显下降,降幅达到20 cm。1—3月,潮间带高程较为稳定。3—9月,滩面高程基本处于明显侵蚀状态,相邻两次测量期间侵蚀量为15 cm 至50 cm不等。9—11月,潮间带不同位置出现不同的冲淤现象,在光滩的上半部分出现明显侵蚀,侵蚀量可达14 cm,光滩下半部分则有明显淤积,滩面高程最大增幅约为23 cm。
图5所示为L3剖面7次测量时潮滩表层沉积物的粒度参数分布情况。L3剖面表层沉积物粒径由陆向海呈现明显递增趋势,黏土与粉砂含量由陆向海逐渐减少,而砂含量逐渐增加。采样分析结果显示,2017年11月—次年1月,平均粒径整体减小,ϕ值整体增大约0.3,砂含量整体减小约10%。1—3月,平均粒径整体增大,ϕ值整体减小约0.4,砂含量整体增大约8%。3—5月,平均粒径在光滩上部减小,ϕ值增大约1.0,在光滩下部变化较小;砂含量整体减小约7%。5—7月,光滩上部平均粒径增大,ϕ值减小约1.3,光滩下部平均粒径变化较小;砂含量整体增大约6%。7—9月,光滩上部平均粒径减小,ϕ值增大0.6,砂含量减小约7%;光滩下部平均粒径变化较小,砂含量增大约5%。9—11月,平均粒径整体略微增大,ϕ值减小0.1;砂含量整体变化较小。
L5剖面位于射阳河口以北10 km处,剖面形态呈上凸型,潮间带上部、中部和下部坡度分别约为0.6‰、0.8‰和2.4‰,潮间带宽度1.3~1.5 km,其一年内的滩面高程变化结果如图6所示。可以看到,2017年11月—次年5月潮间带整体较为稳定,滩面高程变化量不超过7 cm。5—9月,潮间带上部未出现明显高程变化,潮间带下部出现了轻微侵蚀,但每两次测量间高程降幅均不超过10 cm。9—11月,潮间带上部轻微淤积,下部轻微侵蚀,淤积量不超过8 cm,侵蚀量不超过4 cm。
图7所示为L5剖面7次测量时潮滩表层沉积物的粒度参数分布情况。L5剖面表层沉积物粒径由陆向海呈现明显递增趋势,黏土与粉砂含量由陆向海逐渐减少,而砂含量逐渐增加。采样分析结果显示,2017年11月—次年1月,平均粒径变化较小,砂含量在潮间带上部增大约8 %,在潮间带下部减小约10%。1—3月,平均粒径整体变化较小;砂含量整体增大约5%。3—5月,平均粒径整体增大,ϕ值整体减小约0.4;砂含量整体增大约10%。5—7月,潮间带上部平均粒径整体减小,ϕ值增大约0.2,潮间带下部平均粒径变化较小;砂含量整体增大约2%。7—9月,平均粒径整体增大,ϕ值减小约0.4;砂含量整体增大约15%。9—11月,平均粒径在潮间带上部变化较小,在潮间带下部减小,ϕ值增大约0.3;砂含量整体减小约12%。
3.2 年际变化
在2017—2020年,对L2、L3和L5剖面进行了时间间隔为1年、共计4次的重复野外观测。测量时间分别为2017年11月、2018年11月、2019年12月和2020年10月,均在秋季,以消除季节性变化影响。4年的滩面高程测量结果见图8。
图 8 江苏中部潮滩2017—2020年高程变化结果a:L2剖面高程变化,横坐标0点为海堤处;b:L3剖面高程变化,横坐标0点为盐沼前缘;c:L5剖面高程变化,横坐标0点为海堤处。Figure 8. Elevation changes of the middle Jiangsu coast from 2017 to 2020a: Elevation changes of L2 Profile. The 0 point at x-coordinate is the position of seawall; b: elevation changes of L3 Profile. The 0 point at x-coordinate marks the salt marsh margin; c: elevation changes of L5 Profile. The 0 point at x-coordinate marks the position of seawall.L2剖面的滩面高程变化结果如图8a所示。2017—2018年,滩面高程整体出现下降,降幅在5 cm至20 cm不等。2018—2019年,潮间带整体出现明显淤涨,涨幅最大达22 cm。2019— 2020年,潮间带上部滩面高程较为稳定;潮间带中部出现侵蚀,滩面高程最大下降10 cm;潮间带下部出现淤涨,涨幅约为10 cm。
L3剖面的滩面高程变化结果如图8b所示。2017—2018年,滩面高程整体出现明显的下降,降幅最大达到50 cm以上。2018—2019年,滩面高程整体增加,盐沼前缘和水边线位置增幅最为明显,可达25 cm以上。2019—2020年,滩面高程整体出现明显下降,降幅最大达到92 cm。
L5剖面的滩面高程变化结果如图8c所示。分别对4次测量结果进行比较,2017—2018年,潮间带整体呈现上部淤积、下部侵蚀的现象,淤积和侵蚀量均在15 cm以内。2018—2019年,潮间带整体淤积,滩面高程最大增幅约为19 cm。2019—2020年,滩面高程整体出现下降,潮间带上部滩面高程降幅较小,约为4 cm,潮间带中下部滩面高程下降较为明显,最大降幅达到32 cm。
4. 讨论
4.1 季节性变化规律
剖面形态上,三条剖面的形态均为上凸型;粒度参数上,表层沉积物黏土含量和粉砂含量均表现出向海方向的递减趋势,而平均粒径和砂含量在向海方向表现出了递增趋势,这说明研究区域符合以潮汐作用为主动力的泥质海滩特征[3]。
L2剖面测量结果显示,在秋季和冬季初期,滩面高程处在较为稳定的状态。在冬季中后期,滩面上部淤积、下部侵蚀,整体坡度增大;春季初期滩面高程变化幅度较小;而在春季末期和整个夏季,潮间带滩面高程出现了明显的侵蚀或上部淤积、下部侵蚀现象。
可以发现,在秋季和春季,潮间带滩面较为稳定,这说明在这段时间研究区域的水动力条件和沉积物供给等条件的作用趋于平衡,使得潮间带处于近似均衡状态[3, 25]。而冬季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部淤积、下部侵蚀的现象,根据前人研究[3, 26],当波浪增大时,潮间带滩面会出现上部淤积、下部侵蚀的现象,结合江苏中部潮滩当地的水文特征,冬季波浪相对夏季更大,因此推测L2剖面冬季变化的原因可能为波浪的季节性增大。在夏季,潮间带出现整体侵蚀或上部淤积、下部侵蚀的现象,由于研究区域夏季波浪会明显减小,因此推测形成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夏季出现的极端事件如风暴潮等在短时间内增大了该区域的水动力条件,使得潮滩整体底床切应力增大,从而造成了明显的侵蚀作用。
L3剖面测量结果显示,L3剖面在全年基本处于侵蚀状态,其中,在夏季的侵蚀量较为明显。这说明该区域的滩面已经由原先的增长状态[22]越过均衡态,达到了侵蚀状态,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沉积物供给的缺失。江苏中部潮滩的沉积物供给的主要来源是废黄河口[27],废黄河口原先堆积的沉积物被侵蚀,并由沿岸流自北向南输运,在江苏中部潮滩沉降和淤积。但由于1855年之后,黄河北归,使得废黄河口泥沙供给来源大幅减少,经过长时间的侵蚀过程之后,由南向北输运的沉积物量逐渐减少。这可能是L3剖面全年处于侵蚀的主要原因。另外,在夏季L3剖面的侵蚀最为剧烈,其原因可能与L2剖面相同,为夏季极端天气作用的结果。
L5剖面测量结果显示,除11月—次年1月外,L5剖面全年基本处于潮间带上部淤积或稳定、下部侵蚀的状态,同时全年各个季节的侵蚀量均较小。L5剖面位于高抒和朱大奎[21]指出的江苏海岸冲淤界限以北,2017—2018年的观测期间仍然处于侵蚀状态,但是速率已经较低,可能说明L5剖面在强烈侵蚀后接近新的均衡态。
龚政等[11]在2012—2013年对江苏王港潮滩进行了地形观测,观测区域位于L2剖面沿岸向南约10 km处。其结果显示,在全年的春夏秋3个季节,潮间带的大部分区域均处于淤积或稳定的状态。该测量结果与本文中相近地区的测量结果差异较大,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① 本研究中在夏季潮间带出现侵蚀是由于受到了当年夏季多次台风风暴潮事件的影响,根据国家海洋预报台的风暴潮警报,2018年7—10月,研究区域共经历5次增水30 cm以上的风暴潮事件,而前人的研究过程中并未发生明显的风暴潮事件;② 龚政等[11]的野外观测时间为2012—2013年,其研究结果符合高抒和朱大奎[21]对江苏潮滩侵蚀/淤积区域的划分,其研究结果中潮间带区域明显处于淤积状态。在本研究中,除去夏季风暴作用的影响,L2剖面事实上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来自废黄河口的沉积物供给在逐年减少,使得江苏中部潮滩由淤积状态向侵蚀状态过渡。
结合上述推测对江苏中部潮滩的季节性变化规律及其机制进行总结:① 大丰港以北的潮滩全年基本处于侵蚀状态,这可能是沉积物供给减少导致的结果;② 大丰港以南的L2剖面在春秋两季较为稳定,冬季可能由于波浪的季节性增强导致出现潮间带上部淤积、下部侵蚀的现象;③ 夏季的极端事件如风暴潮可能会对潮滩造成明显的侵蚀作用;④ 江苏潮滩北部的侵蚀/淤积区域分界点可能已经从射阳河口向南转移至大丰港南部区域。
4.2 年际变化规律
除了季节性变化外,在2017—2020年对L2、L3和L5剖面进行了每年一次的重复观测,以探究江苏中部潮滩的年际变化趋势。其测量结果显示,3条剖面在2017—2020年的潮间带滩面高程变化规律出现较为明显的一致性:2017—2018年,L2和L3剖面均出现整体侵蚀的现象,L5剖面则出现上部淤积、下部侵蚀的现象;2018—2019年,3条剖面潮间带高程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2019—2020年,3条剖面均出现潮间带上部稳定或轻微侵蚀、下部明显侵蚀的现象。
总体来看,观测区域中L2剖面和L5剖面冲淤状态相对稳定,L3剖面处于强烈侵蚀状态。结合前人的观测数据,L5剖面以往位于侵蚀/淤积分界点附近,在经历侵蚀之后逐渐接近新均衡态;L3剖面以往处于淤积状态,随着侵蚀/淤积分界点南移,L3剖面转变为强烈的侵蚀状态;L2剖面以往处于淤积状态,目前处于相对均衡的状态,说明侵蚀/淤积分界点可能已经南移至L2剖面附近。
当前的观测结果为进一步研究该区域不同时间尺度下的冲淤变化提供了关键数据支撑。由于江苏海岸的海洋环流、波浪条件以及极端事件强度、频率等水动力条件逐年发生变化,江苏中部潮滩冲淤状态的年际变化可能与之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未来将对以上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观测,并试图探究这些影响因素对江苏中部潮滩地貌年际变化的作用机制。
5. 结论
(1)大丰港以北潮滩在2017—2018年基本处于侵蚀状态,这可能是沉积物供给减少导致的结果。
(2)大丰港以南潮滩在2017—2018年春秋两季较为稳定,冬季可能由于波浪的季节性增强导致出现潮间带上部淤积、下部侵蚀的现象。
(3)夏季的极端事件如风暴潮可能会对三条剖面均造成明显的侵蚀作用。
(4)江苏潮滩北部的侵蚀/淤积区域分界点可能已经从射阳河口向南转移至大丰港南部区域。
(5)2017—2020年,江苏中部潮滩表现出较为一致的变化规律:2017—2018年,大丰港附近潮滩均出现整体侵蚀的现象,射阳河口潮滩则出现潮间带上部淤积、下部侵蚀的现象;2018— 2019年,江苏中部潮滩潮间带高程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2019—2020年,江苏中部潮滩均出现潮间带上部稳定或轻微侵蚀、下部明显侵蚀现象。这可能与沉积物供给的变化以及江苏海岸的海洋环流、波浪条件以及极端事件强度、频率等水动力条件逐年变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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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脚架站位分布图及结构示意图
a: 四脚架站位分布图,绿色和蓝色阴影代表2015年台风“苏迪罗”和“天鹅”中心距离四脚架最近时七级风圈的影响范围,台风路径数据引自网站http://typhoon.weather.com.cn/,红色等值线为东海楔形泥质体等厚图,修改自文献[21];b: 2015年夏季和2019年冬季四脚架布放站位表层沉积物的粒度分布,修改自文献[33];c: 四脚架结构示意图,修改自文献[7]。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the quadripod stations and its structure
a: Distribution of the quadripod stations. Green and blue areas represent the influence range of the category 7 wind circle when the center of Typhoon Soudelor and Goni was closest to the quadripod. Data of the typhoons are from website http://typhoon.weather.com.cn/. The isopach map of the Yangtze River-derived sediment is modified from reference [21]; b: grain size distribution of surface sediments at the quadripod deployment stations in the summer of 2015 and the winter of 2019 (modified from reference [33]); c: structure schematic of the quadripod (modified from reference [7]).
图 5 四脚架记录的2015年台风“天鹅”和2019年冬季寒潮期间的流速、悬浮体浓度、温度、盐度以及近底层沿岸方向和垂直岸线方向的流速
风速和风向为东海站6号及20号观测浮标的记录。
Figure 5. Current,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 seawater temperature, salinity, along-shelf and across-shelf current velocity at near-bottom layer during the Typhoon Goni in 2015 and winter cold waves in 2019 recorded by the quadripod
Wind speed and direction were recorded by offshore buoys No. 6 and No. 20 in the East China Sea.
表 1 东海站6号和20号浮标分别在2015年台风“天鹅”和2019年冬季寒潮期间的观测数据
Table 1 Observation data of buoys No. 6 and No. 20 in the East China Sea during Typhoon Goni in 2015 and winter cold waves in 2019, respectively
观测指标 2015年8月 2019年11—12月 范围 平均值 范围 平均值 有效波高/m 1.6~4.5 3.0 1.1~3.9 2.2 有效波周期/s 7.0~26.9 8.6 4.4~8.1 6.2 10分钟平均风速/(m/s) 5.7~18.9 11.4 10.8~18.0 13.2 10分钟平均风向/(°) 0~359.0 226.6 1.0~358.0 254.1 流速/(cm/s) 16.2~78.3 42.0 0.8~68.6 19.2 流向/(°) 0~346.0 209.4 0~359.0 133.7 表 2 四脚架在2015年台风“天鹅”和2019年冬季寒潮期间的观测数据
Table 2 Observation data of quadripod during Typhoon Goni in 2015 and winter cold waves in 2019
观测指标 2015年8月 2019年11—12月 范围 平均值 范围 平均值 流速/(cm/s) 3.6~55.2 29.1 6.7~64.7 29.3 悬浮体浓度/(mg/L) 56.4~1691.9 606.6 27.3~823.7 149.8 沿岸方向流速/(cm/s) −42.7~24.4 −12.9 −42.1~60.7 13.0 垂直岸线方向流速/(cm/s) −39.4~46.0 6.4 −36.0~44.3 −2.9 注:流速沿岸向西南方向为正值,垂直岸线向海方向为正值。 -
[1] Peduzzi P, Chatenoux B, Dao H, et al. Global trends in tropical cyclone risk[J]. Nature Climate Change, 2012, 2(4): 289-294. doi: 10.1038/nclimate1410
[2] Milliman J D, Lin S W, Kao S J, et al. Short-term changes in seafloor character due to flood-derived hyperpycnal discharge: Typhoon Mindulle, Taiwan, July 2004[J]. Geology, 2007, 35(9): 779-782. doi: 10.1130/G23760A.1
[3] Siswanto E, Ishizaka J, Morimoto A, et al. Ocean physical and biogeochemical responses to the passage of Typhoon Meari in the East China Sea observed from Argo float and multiplatform satellites[J].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08, 35(15): L15604. doi: 10.1029/2008GL035040
[4] Li Y H, Ye X, Wang A J, et al. Impact of Typhoon Morakot on chlorophyll a distribution on the inner shelf of the East China Sea[J]. Marine Ecology Progress Series, 2013, 483: 19-29. doi: 10.3354/meps10223
[5] Woodruff J D, Irish J L, Camargo S J. Coastal flooding by tropical cyclones and sea-level rise[J]. Nature, 2013, 504(7478): 44-52. doi: 10.1038/nature12855
[6] Wang B, Chen J F, Jin H Y, et al. Diatom bloom-derived bottom water hypoxia off the Changjiang estuary, with and without typhoon influence[J]. Limnology and Oceanography, 2017, 62(4): 1552-1569. doi: 10.1002/lno.10517
[7] Lu J, Jiang J B, Li A C, et al. Impact of Typhoon Chan-hom o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sediment dynamics on the inner shelf of the East China Sea: In-situ seafloor observations[J]. Marine Geology, 2018, 406: 72-83. doi: 10.1016/j.margeo.2018.09.009
[8] Elsner J B, Liu K B. Examining the ENSO-typhoon hypothesis[J]. Climate Research, 2003, 25(1): 43-54.
[9] 苏纪兰. 中国近海水文[M].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05: 192-249 SU Jilan. Hydrography of China Seas[M]. Beijing: Ocean Press, 2005: 192-249.
[10] Zhou C, Chen P Y, Yang S F, et al. The impact of Typhoon Lekima (2019) on East China: a postevent survey in Wenzhou City and Taizhou City[J]. Frontiers of Earth Science, 2022, 16(1): 109-120. doi: 10.1007/s11707-020-0856-7
[11] Mei W, Xie S P. Intensification of landfalling typhoons over the northwest Pacific since the late 1970s[J]. Nature Geoscience, 2016, 9(10): 753-757. doi: 10.1038/ngeo2792
[12] Knutson T R, Sirutis J J, Garner S T, et al. Simulated reduction in Atlantic hurricane frequency under twenty-first-century warming conditions[J]. Nature Geoscience, 2008, 1(6): 359-364. doi: 10.1038/ngeo202
[13] Knutson T R, McBride J L, Chan J, et al. Tropical cyclones and climate change[J]. Nature Geoscience, 2010, 3(3): 157-163. doi: 10.1038/ngeo779
[14] Wehner M F, Reed K A, Loring B, et al. Changes in tropical cyclones under stabilized 1.5 and 2.0 °C global warming scenarios as simulated by the Community Atmospheric Model under the HAPPI protocols[J]. Earth System Dynamics, 2018, 9(1): 187-195. doi: 10.5194/esd-9-187-2018
[15] Emanuel K A. Downscaling CMIP5 climate models shows increased tropical cyclone activity over the 21st century[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3, 110(30): 12219-12224.
[16] Emanuel K. Response of global tropical cyclone activity to increasing CO2: Results from downscaling CMIP6 models[J]. Journal of Climate, 2021, 34(1): 57-70. doi: 10.1175/JCLI-D-20-0367.1
[17] Donnelly J P, Woodruff J D. Intense hurricane activity over the past 5, 000 years controlled by El Niño and the West African monsoon[J]. Nature, 2007, 447(7143): 465-468. doi: 10.1038/nature05834
[18] Wallace D J, Anderson J B. Evidence of similar probablility of intense hurricane strikes for the Gulf of Mexico over the late Holocene[J]. Geology, 2010, 38(6): 511-514. doi: 10.1130/G30729.1
[19] Tian Y, Fan D J, Zhang X L, et al. Event deposits of intense typhoons in the muddy wedge of the East China Sea over the past 150 years[J]. Marine Geology, 2019, 410: 109-121. doi: 10.1016/j.margeo.2018.12.010
[20] Yang Y, Piper D J W, Normandeau A, et al. A late Holocene shift of typhoon activity recorded by coastal sedimentary archives in eastern China[J]. Sedimentology, 2022, 69(2): 954-969. doi: 10.1111/sed.12934
[21] Liu J P, Li A C, Xu K H, et al. Sedimentary features of the Yangtze River-derived along-shelf clinoform deposit in the East China Sea[J]. Continental Shelf Research, 2006, 26(17-18): 2141-2156. doi: 10.1016/j.csr.2006.07.013
[22] Jia J J, Gao J H, Cai T L, et al. Sediment accumulation and retention of the Changjiang (Yangtze River) subaqueous delta and its distal muds over the last century[J]. Marine Geology, 2018, 401: 2-16. doi: 10.1016/j.margeo.2018.04.005
[23] Xiao S B, Li A C, Liu J P, et al. Coherence between solar activity and the East Asian winter monsoon variability in the past 8 000 years from Yangtze River-derived mud in the East China Sea[J].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2006, 237(2-4): 293-304. doi: 10.1016/j.palaeo.2005.12.003
[24] Xu K H, Milliman J D, Li A C, et al. Yangtze- and Taiwan-derived sediments on the inner shelf of East China Sea[J]. Continental Shelf Research, 2009, 29(18): 2240-2256. doi: 10.1016/j.csr.2009.08.017
[25] Liu X T, Li A C, Dong J, et al. Provenance discrimination of sediments in the Zhejiang-Fujian mud belt, East China Sea: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ud depocenter[J].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 2018, 151: 1-15. doi: 10.1016/j.jseaes.2017.10.017
[26] 李安春, 张凯棣. 东海内陆架泥质沉积体研究进展[J]. 海洋与湖沼, 2020, 51(4): 705-727 doi: 10.11693/hyhz20200500145 LI Anchun, ZHANG Kaidi. Research progress of mud wedge in the inner continental shelf of the East China Sea[J]. Oceanologia et Limnologia Sinica, 2020, 51(4): 705-727. doi: 10.11693/hyhz20200500145
[27] Xu K H, Li A C, Liu J P, et al. Provenance, structure, and formation of the mud wedge along inner continental shelf of the East China Sea: A synthesis of the Yangtze dispersal system[J]. Marine Geology, 2012, 291-294: 176-191. doi: 10.1016/j.margeo.2011.06.003
[28] Pang C G, Li K, Hu D X. Net accumulation of suspended sediment and its seasonal variability dominated by shelf circulation in the Yellow and East China Seas[J]. Marine Geology, 2016, 371: 33-43. doi: 10.1016/j.margeo.2015.10.017
[29] Chen D X, He L, Liu F F, et al. Effects of typhoon events on chlorophyll and carbon fix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East China Sea[J]. Estuarine, Coastal and Shelf Science, 2017, 194: 229-239. doi: 10.1016/j.ecss.2017.06.026
[30] Keen T R, Bentley S J, Chad Vaughan W, et al. The genera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multiple hurricane beds in the northern Gulf of Mexico[J]. Marine Geology, 2004, 210(1-4): 79-105. doi: 10.1016/j.margeo.2004.05.022
[31] Zhou X, Liu Z H, Yan Q, et al. Enhanced tropical cyclone intensity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during warm periods over the last two Millennia[J].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19, 46(15): 9145-9153. doi: 10.1029/2019GL083504
[32] Yang S L, Bouma T J, Xu K H, et al. Storms dominate the erosion of the Yangtze Delta and southward sediment transport[J]. Science Bulletin, 2023, 68(6): 553-556. doi: 10.1016/j.scib.2023.03.005
[33] Lu J, Li A C, Dong J, et al. Impact of Typhoon Talim on surface sediment records on the East China Sea continental shelf[J]. Estuarine, Coastal and Shelf Science, 2021, 259: 107479. doi: 10.1016/j.ecss.2021.107479
[34] Li Y H, Wang A J, Qiao L, et al. The impact of typhoon Morakot on the modern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of the mud deposition center off the Zhejiang–Fujian coast, China[J]. Continental Shelf Research, 2012, 37: 92-100. doi: 10.1016/j.csr.2012.02.020
[35] Bian C W, Jiang W S, Song D H. Terrigenous transportation to the Okinawa Trough and the influence of typhoons on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J]. Continental Shelf Research, 2010, 30(10-11): 1189-1199. doi: 10.1016/j.csr.2010.03.008
[36] Bian C W, Jiang W S, Quan Q, et al. Distributions of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 in the Yellow Sea and the East China Sea based on field surveys during the four seasons of 2011[J]. Journal of Marine Systems, 2013, 121-122: 24-35. doi: 10.1016/j.jmarsys.2013.03.013
[37] 秦蕴珊, 赵一阳, 陈丽蓉, 等. 东海地质[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7: 29-136 QIN Yunshan, ZHAO Yiyang, CHEN Lirong, et al. Geology of the East China Sea[M]. Beijing: Science Press, 1987: 29-136.
[38] Liu J, Qiu J D, Saito Y, et al. Formation of the Yangtze Shoal in response to the post-glacial transgression of the paleo-Yangtze (Changjiang) estuary, China[J]. Marine Geology, 2020, 423: 106080. doi: 10.1016/j.margeo.2019.106080
[39] Xu J S, Wang N, Li G X, et al. The dynamic responses of flow and near-bed turbidity to typhoons on the continental shelf of the East China Sea: field observations[J]. Geological Journal, 2016, 51: 12-21. doi: 10.1002/gj.2804
[40] Lu J, Li A C, Zhang J, et al. Sedimentary record of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and its response to typhoons and human activities over the past 70 years[J]. Regional Studies in Marine Science, 2023, 65: 103074. doi: 10.1016/j.rsma.2023.103074
[41] 杨作升, 郭志刚, 王兆祥, 等. 黄东海陆架悬浮体向其东部深海区输送的宏观格局[J]. 海洋学报, 1992, 14(2): 81-90 YANG Zuosheng, GUO Zhigang, WANG Zhaoxiang, et al. Basic pattern of transport of suspended matter from the Yellow Sea and East China Sea to the eastern deep seas[J]. Acta Oceanologica Sinica, 1992, 14(2): 81-90.
[42] Hoshika A, Tanimoto T, Mishima Y, et al. Variation of turbidity and particle transport in the bottom layer of the East China Sea[J]. Deep Sea Research Part II: Topical Studies in Oceanography, 2003, 50(2): 443-455. doi: 10.1016/S0967-0645(02)00462-9
[43] Liu J T, Lee J, Yang R J, et al. Coupling between physical processes and biogeochemistry of suspended particles over the inner shelf mud in the East China Sea[J]. Marine Geology, 2021, 442: 106657. doi: 10.1016/j.margeo.2021.106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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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承强,董超,王建强,陈选博,周宇渤,张朋,仇建东. 瓯江口动力地貌演化的水沙环境研究. 海洋地质前沿. 2025(04): 60-70 . 百度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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