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of multiple sulfur isotopes of authigenic minerals in cold-seep environment
-
摘要:
正常海相沉积物中普遍存在有机质硫酸盐还原作用(OSR),但在冷泉区,硫酸盐还原-甲烷厌氧氧化作用(SR-AOM)则占据主导地位。如何区分这两种硫酸盐还原途径,对研究极端环境下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概括、了解冷泉区与SR-AOM相关的自生矿物的多硫同位素特征及其建模应用,在广泛调研国内外与SR-AOM相关的多硫同位素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述了SR-AOM成因的黄铁矿和冷泉重晶石的多硫同位素特征。在此基础上,分别针对黄铁矿和冷泉重晶石概括已被广泛应用的稳定状态盒模型和1-D反应转移模型。SR-AOM成因的黄铁矿相比OSR成因的黄铁矿具有更高的δ34S值和Δ33S值。同时,SR-AOM成因的黄铁矿的δ34S值和Δ33S值呈负相关性,不同于OSR的正相关性。此外,冷泉重晶石的负Δ33S-δ´34S相关性与受OSR控制的孔隙水硫酸盐的正相关性亦明显不同。在冷泉环境中,与SR-AOM相关的自生矿物多硫同位素特征能有效示踪该极端条件下硫同位素的演化,且有利于区分SR-AOM和OSR,这为研究极端环境下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和示踪潜在的天然气水合物矿藏提供了有效依据。
-
关键词:
- 冷泉 /
- 硫酸盐甲烷转换带 /
- 硫酸盐还原-甲烷厌氧氧化作用 /
- 黄铁矿 /
- 重晶石
Abstract:Organoclastic sulfate reduction (OSR) exists extensively within normal marine sediments, whereas, sulfate reduction coupled with anaerobic oxidation of methane (SR-AOM) are dominated process in the cold-seep areas. How to distinguish these two sulfate reduction pathway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biogeochemical processes in extreme environments. Here, in order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ple sulfur isotopes of authigenic minerals associated with SR-AOM in the cold seep and their modeling applications, this study conducts extensive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multiple sulfur isotopes related to SR-AOM at home and abroad, mainly focusing on the multiple sulfur isotopic characteristics of pyrite and barite of SR-AOM. Based on this, the widely used steady-state box model and 1-D diagenetic reaction-transport model are proposed for pyrite and barite respectively. The pyrite of SR-AOM origin has higher δ34S and Δ33S values than that of OSR. The δ34S and Δ33S values of pyrite formed by SR-AOM show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OSR. The negative Δ33S-δ´34S correlation of barit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OSR-induced pore water sulfate reveal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 multiple sulfur isotopic characteristics of authigenic minerals related to SR-AOM in the cold seep can effectively trace the evolution of sulfur isotopes and assist to distinguish SR-AOM from OSR. This provides an effective basi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biogeochemical processes in extreme environments and for tracing potential gas hydrate deposits.
-
自Sloss提出层序概念以来,后续学者对此开展了不同程度的研究。Mitchum等将顶底面以不整合面或与之可以对比的整一界面为界,成因上有联系的一套地震反射层定义为地震层序[1];Sangree在一个等时地层单元内开展沉积相研究,建立了有别于岩性地层单元的地震地层学时代[2];Vail等在地震地层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受全球海平面变化、构造、物源供给条件控制的年代地层框架模式,即Exxon层序地层模式[3];随后20多年,又先后提出了多种层序地层模式,并逐渐形成3大主流的层序地层模式:沉积层序学(Vail)、成因层序(Galloway)和高分辨率层序(Cross)以及我们熟知的5种独立模式[3-8];Cross等提出针对4级以下层序的高分辨层序地层学模式[7]。这些模式的提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促进了层序地层学的发展,但各学派间在层序模式、概念上所存在的差异或矛盾使得层序地层学没有一个正确的标准尺度;Catuneanu等根据海平面升降变化与基准面旋回之间的关系,通过定义一个层序由海进、高位正常海退、强制海退和低位正常海退4种沉积成因类型构成而将层序地层学标准化[6]。
中国对南海的层序地层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南海北部[9-12],经过近20多年的相关工作,海相地层的层序系统已经基本建立[13-17],但对于南海南部北康-曾母盆地,由于中国暂无钻井,而国外在该地区的研究多为构造和沉积演化方面,因此在层序界面、体系域特征以及层序样式等方面尚不明确。
本文充分利用二维地震资料,通过识别典型的地震反射终止关系来明确层序界面,开展相邻界面内部精细刻画来分析层序内幕结构、堆砌方式及成因单元,并采用Catuneanu提出的层序地层学4分法来开展层序地层学研究[6],建立北康-曾母盆地中中新世以来的体系域特征及层序地层样式,为该地区深水油气勘探提供基础资料。
1. 地质背景
北康和曾母盆地为中国南海南部海域内新生代含油气盆地,两者之间以廷贾断裂带相隔。其中,北康盆地为位于南沙地块西南缘上的断陷盆地,总面积约4×104 km2,最大沉积厚度约12000 m,水深范围100~1200 m,盆地可划分为三隆三坳,共6个二级构造单元。曾母盆地位于曾母、巽他地块会聚带上,是被走滑断裂复杂化的周缘前陆盆地[18-22],总面积约17×104 km2,最大沉积厚度约16000 m,主体水深<500 m,盆地可划分为8个二级构造单元(图1)。两盆地新生代地层发育齐全,从下往上,划分出Tg、T5、T4、T3、T2和T1共6个关键地质界面,其中,在早中新世晚期—中中新世中期存在一个区域明显的、同裂谷至裂后的转换带,Cullen称之为南海不整合[23],Madon等使用“早中新世不整合”(EMU)这个术语[24],而Krebs、Hutchison和Vijayan则倾向术语MMU,因为它被广泛使用[25-26],为了避免MMU和EMU术语相关年龄差异的问题,以及对太大的范围造成影响(南海不整合面),Steuer等恢复了旧的术语‘Red Unconformity’(红色不整合)[27]。基于Mulu-1和Bako-1井的钻井结果[24],本文定义该不整合面的年代为早中新世和中中新世的分界(T3),响应于南沙运动,为南沙地块与婆罗洲地块碰撞作用的结果。
2. 层序界面识别与三级层序划分
2.1 层序界面识别
由于中国在该地区没有钻井,在收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地震资料,主要通过识别地震反射终止关系以及纵向上的沉积趋势来确定层序界面。研究发现,北康-曾母盆地主要的地震反射终止关系有上超、下超、顶超、离超(退覆)、削截、不整合等(图2),其中,上超、顶超以及离超(退覆)主要发育在陆架边缘和陆架坡折带处,下超主要发育在大陆架和下陆坡处,削截、不整合主要发育在构造高部位或构造变动强烈区,在深水盆地区,由于受构造运动影响较弱,层序界面主要通过纵向上沉积趋势的变化来识别。
2.2 三级层序划分
通过研究地震反射终止标志、不整合面以及沉积趋势,在北康-曾母盆地中中新世以来的地层中,划分了14个三级地震层序界面,分别命名为SB1-SB14(图3)。其中,SB11、SB8和SB1为区域性不整合面,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将其分别命名为T1、T2和T3反射界面,其主要地震反射特征为:
(1)SB11层序界面
该界面为第四纪与上新世地层分界面,广泛发育于北康-曾母盆地陆架-陆坡区域,主要表现出高频、中-强振幅、较连续反射的特征,局部可见沉积趋势在该界面发生变化的现象。
(2)SB8层序界面
该反射界面为上新世与中新世地层分界面,在北康-曾母盆地陆架-深水盆地区域广泛发育,主要表现出高频、中-强振幅、较连续反射的特征。界面上下反射层发生轻微变形或末变形,往往表现为上超尖灭,偶有削截。
(3)SB1层序界面
该反射界面为中中新世和晚中新世地层分界面,为北康-曾母盆地广泛发育的大型区域性角度不整合,主要表现出中频、中-强振幅、连续反射的特征。可见大量削截、角度不整合现象。
3. 体系域内的层序地层内幕结构
关于层序内部体系域的划分,不同学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Vail等和Haq等认为层序内部由海进、高水位和低水位3种类型的体系域构成[3, 28];Hunt等对其进一步修整,提出层序的四分模式[29-30];Catuneanu等强调一个层序主要受海平面升降变化和基准面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影响,并将已有的层序地层学基本概念及术语做了规范化的定义,提出一个层序由海进、高位正常海退、强制海退和低位正常海退4种成因单元构成(图4)[6]。
本文主要采用Catuneanu等的划分方案,通过对整体横跨北康、曾母两个盆地的BB´测线开展层序地层内幕结构精细解释与刻画,识别出外陆架、陆架边缘、沉积坡折带和深水凹陷4个沉积构造单元和海进、高位正常海退、强制海退和低位正常海退4种成因单元构成。中中新世以后地层发育齐全,是研究北康-曾母盆地中中新世以来层序地层格架特征的典型剖面(图5)。
下面对体系域特征及BB´测线层序地层内幕结构进行详细分析。
3.1 高位体系域
高位体系域发育于相对海平面或基准面缓慢上升至缓慢下降且较稳定时段,地层以加积-前积的方式堆砌,底面为最大海进面,顶面为陆上不整合面+强制海退底面(CC1)[6],主要由河流、前积型三角洲、浅海-深海陆架、向盆地方向收敛的泥质楔和盆地区发育的密集段组合而成(图4a)。
BB´测线上较为典型的高位正常海退主要发育于SB1-SB2、SB10-SB11和SB13-SB14层序内,每个高位正常海退内部可见外陆架中-强振幅、连续的席状反射和向盆地方向下超、收敛的楔状弱-中振幅、较连续反射。SB1-SB2、SB10-SB11层序内部的高位正常海退可见丘状不连续、侧向加积反射和斜坡处向盆地下超收敛的弱反射带,揭示为河流(三角洲朵叶横切面)和高位泥质楔(图5)。
3.2 强制海退体系域
强制海退体系域发育于相对海平面或基准面快速下降时段,地层以下降前积的方式堆砌。底面为陆上不整合面+强制海退底面(CC1),顶面为陆上不整合面+强制海退顶面(CC2)[6],强制海退体系域最明显的特征为其发育的两种下降前积样式,一种为穿过三角洲水下分流河道,顶面被水流冲刷削平,而呈现出没有降阶的下降前积;另一种为偏离水下分流河道,顶面呈离超、降阶方式的下降前积(图4b)。
BB´测线上较为典型的强制海退主要发育于SB8-SB9和SB12-SB13层序内,主要处于高位正常海退的斜坡之上,每个强制海退内部可见向盆地的高角度倾斜反射层,其下发育弱振幅侧向加积-前积层,或弱振幅丘状反射体,为强制海退期发育于水下的三角洲朵叶及浊积层斜切面,是典型的三角洲-浊积扇沉积体系的地震响应。不同的是,发育于SB12-SB13层序内的3个非常清楚的强制海退准层序,其中1和2两个准层序顶面为陆表不整合或过路冲刷面,具有显著的侵蚀、削截特征;3准层序顶面呈明显的高程下移,以离超方式堆积(图5)。
3.3 低位体系域
低位体系域发育于相对海平面或基准面缓慢下降至缓慢上升且较稳定时段,地层以加积-向盆地进积或加积-向陆退积的方式堆砌,底面为陆上不整合面+强制海退顶面(CC2),顶面为最大海退面,由向陆地方向退积三角洲、退积斜坡扇(回春扇)和向盆地方向进积的水下前积楔构成(图4c)。
BB´测线上较为典型的低位正常海退主要发育于SB5-SB6和SB11-SB12层序内,分布于斜坡和凹陷盆地区域,总体呈退积趋势,发育向陆地迁移的盆底扇和斜坡扇,其沉积坡折(或岸线)迁移轨迹呈凹面向上,均显示低位正常海退沉积特征。SB5-SB6层序内低位正常海退下斜坡处发育丘状堆积的三角洲朵叶为河流相,凹陷盆地区域为弱振幅近空白反射,泥岩为主,浅海陆架相。SB11-SB12层序低位正常海退上斜坡-下斜坡区域,分别发育加积、侧向加积、前积层,以及倾斜反射之下丘状反射,为低位三角洲沉积体系的地震响应,盆地区域发育向陆地迁移的盆底扇、斜坡扇;加积层表现为连续性差的弱-中振幅反射,推测为水下的前三角洲相沉积(图5)。
3.4 海进体系域
海进体系域发育于海平面或基准面快速上升时段,地层以向陆地退积的方式堆砌,底面为最大海退面,顶面为最大海进面,主要由海进早期上陆坡重力流沉积、退积型三角洲和陆架-陆坡相泥页岩组合而成(图4d)。
BB´测线上较为典型的海进主要发育于SB10层位上下,表现为系列海进沉积,地层堆砌方式总体表现为“千层饼”堆积。在外陆架区域,层状特征清晰,靠近盆地的大部分区域,为块状泥岩的弱振幅空白反射,层状特征不明显。沉积过程中水体不断加深,地层由于含钙质或灰质而振幅略大(图5)。
4. 北康-曾母盆地主要层序地层样式特征
中中新世之后,北康-曾母盆地进入被动边缘大陆沉积阶段,由早期的断陷-裂陷沉积演变为区域热沉降作用[28-34],其层序地层样式主要受沉积物供应量大小、可容空间增量变化以及相对海平面变化共同影响[35]。开展CC´测线层序内幕结构精细解释(图6),通过层序内部地层结构及相分布关系研究与分析发现,该剖面SB1以来,发育了在海退-海进过程中的强制海退、低位体系域和海进体系域,根据其内部不同地层结构堆砌方式和沉积特征,提出了3种北康-曾母盆地陆架边缘三角洲-深水扇沉积体系样式:① 陆架边缘富砂型三角洲进积楔(发育于强制海退和低位体系域内),② 退积型生物礁(发育于海进体系域内),③ 陆架边缘富砂-富泥型退积楔(发育于海进体系域内)。
4.1 陆架边缘富砂型三角洲进积楔
主要发育于SB1-SB2、SB2-SB3、SB3-SB4、SB4-SB5层序内的强制海退和低位体系域,在相对海平面或基准面的下降-缓慢上升时期,河流带来大量陆源碎屑沉积物,沉积于陆架边缘-斜坡-盆地区域,砂体整体呈现向盆地进积的趋势,形成富砂型的三角洲前积楔。其主要特征有:
在强制海退沉积早期,砂体主要发育于陆架边缘,表现为低频强振幅连续反射,反映三角洲前缘相砂体为主,砂泥骨架地层分布稳定;到强制海退中-晚期,由于陆源碎屑供应量大于可容空间增大速率以及海岸线推移到陆架边缘,砂体随着逐渐变陡的陆架边缘沉积坡折不断向盆地进积,FR表现为侧向加积的倾斜强反射(含砂),其下发育规模较大的深水扇,呈中频中振幅较连续反射,丘状外形,内呈杂乱状,反映高含砂特征。
在低位正常海退时期,相对海平面或基准面最低,且处于缓慢上升阶段,陆架边缘的深切沟谷(三角洲前缘沟)已经形成,为砂体不断的进积至盆底提供通道。此时期发育3种典型沉积体,即:含砂量较高的盆底扇、斜坡带具有水道和天然堤的斜坡扇和表现为向盆地振幅减弱的丘状上超体,整体表现出盆底到斜坡再到盆地的退积—加积—进积模式(图7)。
4.2 退积型生物礁
主要发育于SB5-SB6、SB6-SB7、SB7-SB8层序内的海进体系域,从SB5开始发育生物礁,到SB8结束。该时期相对海平面或基准面快速上升,生物礁总体呈向陆地方向退积的趋势,礁体范围不断缩小,内部地层整体表现为退积堆砌(图8)。
4.3 陆架边缘富砂-富泥型退积楔
主要发育于SB8以来各层序内的海进和高位体系域。在相对海平面或基准面快速上升到缓慢上升-缓慢下降且较稳定时段内,由于可容空间增量远大于沉积物供应量,陆源粗粒物质(砂体)无法通过河流搬运至斜坡-盆地区域,而是在陆架边缘-外陆架区域,整体呈向陆地退积的趋势堆砌,陆源细粒物质(泥岩)随海水漂浮至陆架边缘-斜坡区域,整体呈向盆地收敛的楔状体,形成富砂-富泥型退积楔。其主要特征有:
海进期沉积主要分布于外陆架-陆架边缘-斜坡区,在外陆架区局部可见波状(丘状)强振幅反射,发育退积型砂体;在陆架区域,主要为三角洲朵叶前缘泥质沉积,整体呈楔状退积堆砌,部分通过滑塌和浊流沉积的深水扇也主要以泥质为主;在斜坡区域,总体呈厚层状、弱振幅、平行连续反射,泥岩为主,靠近上超点附近可见强振幅、连续反射的含钙质层段响应,表现出明显的退积特征。
高位正常海退沉积主要分布于外陆架-陆架边缘区,在外陆架区可见中-强振幅丘状反射和侵蚀下切谷,推测为向陆地迁移的三角洲退积型朵叶和主水道河流-滨海相沉积;在陆架边缘区以加积-前积型沉积为主,中-弱振幅反射,由于沉积厚度较薄,地震上分辨较难,隐约呈现出前积-退积的堆砌特征;再往盆地方向,为向下收敛的高位泥质楔,呈弱振幅近空白反射(图9)。
5. 结论
(1)通过地震资料解释发现,北康-曾母盆地主要有上超、下超、顶超、离超(退覆)、削截、不整合等地震反射终止关系。在陆架边缘和陆架坡折带处主要发育上超、顶超以及离超(退覆),在大陆架和下陆坡处多呈现下超,削截,不整合主要发育在构造高部位或构造变动强烈区,深海盆地地层多呈整一接触,可见由细变粗或由粗变细的沉积趋势变化。
(2)识别出北康-曾母盆地中中新世以来的14个三级层序界面SB1-SB14,其中SB11、SB8和SB1分别对应于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划分的T1、T2和T3反射界面。
(3)通过开展层序地层内幕结构刻画,发现陆架区域地层多呈加积-前积的堆砌方式,地震反射以中-强振幅、较连续反射为主,局部可见三角洲朵体横切面丘状反射;陆架边缘-陆坡区域地层以下降前积、加积-进积或加积-退积的方式堆砌,地震反射特征为弱-中振幅、较连续-不连续,可见大量丘状反射体,根据发育位置确定为斜坡扇和盆底扇;深水区域地层多以纵向加积堆砌为主,呈现弱振幅、连续反射,为深海泥岩。以此,识别出北康-曾母盆地海进、高位正常海退、强制海退和低位正常海退4种成因单元。
(4)通过层序内部地层结构及相分布关系研究,提出了北康-曾母盆地陆架边缘三角洲-深水扇沉积体系3种层序地层样式:陆架边缘富砂型三角洲进积楔、退积型生物礁和陆架边缘富砂-富泥型退积楔。
-
图 1 微生物细胞内硫酸盐还原作用硫的代谢过程及硫同位素分馏机理示意图
AMP为一磷酸腺苷的缩写,3iα代表34S-32S和33S-32S的分馏系数,fi = ai / bi,ai代表正反应通量,bi代表逆反应通量 [46-55]。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sulfur metabolism and sulfur isotope fractionation mechanism of microbial intracellular sulfate reduction
AMP stands for adenosine monophosphate, 3iα represents the fractionation coefficients of 34S-32S and 33S-32S, fi = ai/bi, where ai represents forward reaction flux and bi represents reverse reaction flux [46-55].
图 2 不同甲烷通量条件下形成的黄铁矿的硫同位素组分示意图 [73]
A. 在低甲烷通量环境下,海水对SMTZ内的孔隙水硫酸盐补给有限,此时通过SR-AOM形成的黄铁矿会呈正δ34S值;B. 当甲烷通量很高时,快速向下扩散的海水硫酸盐限制了瑞利分馏的影响,同时,次氧化条件有利于硫化物的氧化作用和歧化作用,此时形成的黄铁矿呈负δ34S值。图中δ34S曲线的横坐标值仅具参考意义;SWI为沉积物-水界面;SMTZ为硫酸盐甲烷转换带;Con为浓度 [73]。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illustrating the variable sulfur isotopic composition of pyrite formed under different methane fluxes [73]
A. In the environment with a low methane flux, sulfide minerals formed by SR-AOM are characterized by positive δ34S values due to the relatively limited supply of pore sulfate with respect to seawater. B. While the methane flux is high, rayleigh fractionation is limited by quickly downward-diffusion of seawater sulfate. Meantime, the suboxic condition favors the oxidation and disproportionation progress of sulfide. Such an environment favors the formation of 34S-depleted sulfide minerals. Notablely, the abscissa of the δ34S curve in the figure is for reference only. SWI: sediment-water interface; SMTZ: sulfate methane transition zone; Con: concentration[73].
图 3 黄铁矿/CRS和孔隙水硫酸盐/CASδ34S-Δ33S数据对比
黄铁矿/CRS相对于孔隙水硫酸盐/CAS均具有更低的δ34S值,而由SR-AOM产生的孔隙水硫酸盐/CAS的Δ33S值明显比OSR的更低。CRS表示铬还原性硫,可代指黄铁矿。混合来源表示可能存在氧化硫循环的影响。海水δ34S值和Δ33S值参考Tostevin[40]。
Figure 3. The data of δ34S compared with Δ33S of pyrite/CRS and porewater sulfate/CAS in porewater
Pyrite/CRS has lower δ34S value than porewater sulfate/CAS, while the Δ33S value of porewater sulfate /CAS produced by SR-AOM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OSR. The CRS represents chromium-reducible sulfur which substitutes pyrite. The mixed origin represents the possibly existence of sulfur oxide cycle. The δ34S and Δ33S values of seawater refer to Tostevin[40].
图 4 冷泉环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示意图
图左和图右分别表示SMTZ内与SR-AOM相关的黄铁矿的成因示意[105]和与之对应的细菌组合体的反应产物[19-20],图中间部分阐释了与SR-AOM相关的自生矿物含量变化、孔隙水组分分布和邻近SMTZ的主要反应[15,106]。
Figure 4. A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biogeochemical cycling at cold-seep environment.
The left and right parts of the figure show the genesis of pyrite related SR-AOM in SMTZ[105]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action products of bacterial assemblage[19-20], respectively. Authigenic mineral, porewater distributions and the dominant reactions in proximity [15,106]are illustrated in the middle portion of the figure.
图 6 SR-AOM盒状模型示意图
fin和fout代表孔隙水硫酸盐进入沉积物和返回上层底水的通量(34S-32S 和33S-32S),fSR-AOM和34/33αSR-AOM分别与被固定的硫酸盐通量和硫同位素分馏相关(34S-32S和33S-32S)。该模型假设CAS和黄铁矿分别记录了孔隙水硫酸盐和硫化物的硫同位素特征,且同位素分馏与fin、fout以及CAS和黄铁矿的形成无关 [23]。
Figure 6.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box model for AOM-SR
fin and fout represent the flux of porewater sulfate from and back to the overlying bottom water,whereas fAOM-SR and 34/33αAOM-SR the associated flux and sulfur isotopic fractions (34S-32S and 33S-32S), respectively. The model assumes that CAS and pyrite record porewater sulfate and sulfide, respectively, as well as no isotope fractionation associated with fin, fout and formation of CAS and pyrite [23].
图 7 现代沉积物中冷泉重晶石的Δ33S和δ´34S值
黑色实线代表重晶石硫同位素的线性回归,其斜率为0.00314±0.00052;虚线之间的区域为95%的置信区间[66]。
Figure 7. The Δ33S and δ´34S values of seep barites from modern sediments
The black line indicates the linear fit for samples, which yields a slope value of 0.00314 ± 0.00052. The area within the dotted line corresponds to th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66].
表 1 全球范围内不同海域沉积物黄铁矿的δ34S和Δ33S值
Table 1 The δ34S values and some corresponding Δ33S values of pyrite in sediments from different sea areas around the world
地点 点位 δ34S/‰ Δ33S/‰ 研究人员 北海及巴伦支海 —
−23.4‰~14.8‰(均值为−6.9‰±9.7‰)−0.06‰~0.16‰ Antoine Crémière[23] 秘鲁北海岸及南加州海岸 — –35‰±5‰ 0.145‰±0.025‰ Rosalie Tostevin[40] 南海台西南盆地 DH-CL11
HD109
−44.1‰~−2.9‰
−43.8‰~−1.6‰
0.02‰~0.17‰
−0.03‰~0.14‰Lin Zhiyong[17] 奥尔胡斯湾 M24 −35‰~−22‰ — André Pellerin[78] 南海北部 F
ROV1及ROV2−16.5‰~16.4‰(均值为−1.8‰)
–22.5‰~6.6‰(均值为−11.6‰)— Gong Shanggui[73] 南海台西南盆地 973-4 –46.0‰~48.6‰(均值为−2.4‰) −0.052‰~0.2‰ Liu Jiarui[14] 东海 EC2005 −36.5‰~75.7‰ (均值为−4.4‰) — Liu Xiting[87] 南海琼东南盆地 Q6 −51.7‰~−20.7‰(均值为−36.7 ‰) — Miao Xiaoming[30] 南加州海岸 — −25.7‰~−37.7‰ — Morgan Reed Raven[31] 南海神狐海域 HS148
HS217−40.5‰~41.0‰
−47.6‰~16.4‰— Lin Zhiyong[60] 墨西哥湾 — −14‰~−38.7‰(均值为−27.4‰) — Sajjad A. Akam[32] 南海珠江口盆地 2A −51.3‰~−27.8‰ — Lin Qi[59] 南海台西南盆地 973-4 −50.4‰~37.2‰ — 秘鲁海岸 ODP 1229E −32.4‰~2.1‰ — Virgil Pasquier[98] 南海神狐海域 HS328 −46.6‰~−12.3‰ — Zhang Mei[99] -
[1] Bottrell S H, Newton R J. Reconstruction of changes in global sulfur cycling from marine sulfate isotopes [J]. Earth-Science Reviews, 2005, 75(1-4): 59-83.
[2] Ruppel C D, Kessler J D. The interaction of climate change and methane hydrates [J]. Reviews of Geophysics, 2017, 55(1): 126-168. doi: 10.1002/2016RG000534
[3] Claypool G E, Kvenvolden K A. Methane and other hydrocarbon gases in marine sediment [J]. Annual Review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 1983, 11: 299-327. doi: 10.1146/annurev.ea.11.050183.001503
[4] Judd A G, Hovland M, Dimitrov L I, et al. The geological methane budget at continental margins and its influence on climate change [J]. Geofluids, 2002, 2(2): 109-126. doi: 10.1046/j.1468-8123.2002.00027.x
[5] Johnson J E, Goldfinger C, Suess E. Geophysical constraints on the surface distribution of authigenic carbonates across the Hydrate Ridge region, Cascadia margin [J]. Marine Geology, 2003, 202(1-2): 79-120. doi: 10.1016/S0025-3227(03)00268-8
[6] Campbell K A. Hydrocarbon seep and hydrothermal vent paleoenvironments and paleontology: Pas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J].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2006, 232(2-4): 362-407. doi: 10.1016/j.palaeo.2005.06.018
[7] Archer D, Buffett B, Brovkin V. Ocean methane hydrates as a slow tipping point in the global carbon cycle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9, 106(49): 20596-20601. doi: 10.1073/pnas.0800885105
[8] Suess E. Marine cold seeps and their manifestations: geological control, biogeochemical criteria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rth Sciences, 2014, 103(7): 1889-1916. doi: 10.1007/s00531-014-1010-0
[9] 叶黎明, 初凤友, 葛倩, 等. 新仙女木末期南海北部天然气水合物分解事件[J].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2013, 38(6):1299-1308 doi: 10.3799/dqkx.2013.127 YE Liming, CHU Fengyou, GE Qian, et al. A rapid gas hydrate dissociation in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since the Late Younger Dryas [J]. Earth Science-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2013, 38(6): 1299-1308. doi: 10.3799/dqkx.2013.127
[10] Joye S B, Boetius A, Orcutt B N, et al. The anaerobic oxidation of methane and sulfate reduction in sediments from Gulf of Mexico cold seeps [J]. Chemical Geology, 2004, 205(3-4): 219-238. doi: 10.1016/j.chemgeo.2003.12.019
[11] Treude T, Niggemann J, Kallmeyer J, et al. Anaerobic oxidation of methane and sulfate reduction along the Chilean continental margin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05, 69(11): 2767-2779. doi: 10.1016/j.gca.2005.01.002
[12] Reeburgh W S. Oceanic methane biogeochemistry [J]. Chemical Reviews, 2007, 107(2): 486-513. doi: 10.1021/cr050362v
[13] Jørgensen B B, Kasten S. Sulfur cycling and methane oxidation[M]//Schulz H D, Zabel M. Marine Geochemistry. 2nd ed.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2006: 271-309.
[14] Liu J R, Pellerin A, Izon G, et al. The multiple sulphur isotope fingerprint of a sub-seafloor oxidative sulphur cycle driven by iron [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20, 536: 116165. doi: 10.1016/j.jpgl.2020.116165
[15] Jørgensen B B, Nelson D C. Sulfide oxidation in marine sediments: Geochemistry meets microbiology[M]//Amend J P, Edwards K J, Lyons T W. Sulfur Biogeochemistry - Past and Present. Special Paper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Boulder, Colorado, 2004: 63-81.
[16] Boetius A, Ravenschlag K, Schubert C J, et al. A marine microbial consortium apparently mediating anaerobic oxidation of methane [J]. Nature, 2000, 407(6804): 623-626. doi: 10.1038/35036572
[17] Lin Z Y, Sun X M, Strauss H, et al. Multiple sulfur isotope constraints on sulfate-driven anaerobic oxidation of methane: Evidence from authigenic pyrite in seepage area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17, 211: 153-173. doi: 10.1016/j.gca.2017.05.015
[18] 邬黛黛, 吴能友, 张美, 等. 东沙海域SMI与甲烷通量的关系及对水合物的指示[J].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2013, 38(6):1309-1320 doi: 10.3799/dqkx.2013.128 WU Daidai, WU Nengyou, ZHANG Mei, et al. Relationship of sulfate-methane interface (SMI), methane flux and the underlying gas hydrate in Dongsha Area,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J]. Earth Science-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2013, 38(6): 1309-1320. doi: 10.3799/dqkx.2013.128
[19] McGlynn S E, Chadwick G L, Kempes C P, et al. Single cell activity reveals direct electron transfer in methanotrophic consortia [J]. Nature, 2015, 526(7574): 531-535. doi: 10.1038/nature15512
[20] Wegener G, Krukenberg V, Riedel D, et al. Intercellular wiring enables electron transfer between methanotrophic archaea and bacteria [J]. Nature, 2015, 526(7574): 587-590. doi: 10.1038/nature15733
[21] Milucka J, Ferdelman T G, Polerecky L, et al. Zero-valent sulphur is a key intermediate in marine methane oxidation [J]. Nature, 2012, 491(7425): 541-546. doi: 10.1038/nature11656
[22] Scheller S, Yu H, Chadwick G L, et al. Artificial electron acceptors decouple archaeal methane oxidation from sulfate reduction [J]. Science, 2016, 351(6274): 703-707. doi: 10.1126/science.aad7154
[23] Crémière A, Pellerin A, Wing B A, et al. Multiple sulfur isotopes in methane seep carbonates track unsteady sulfur cycling during anaerobic methane oxidation [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20, 532: 115994. doi: 10.1016/j.jpgl.2019.115994
[24] Jørgensen B B, Böttcher M E, Lüschen H, et al. Anaerobic methane oxidation and a deep H2S sink generate isotopically heavy sulfides in Black Sea sediments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04, 68(9): 2095-2118. doi: 10.1016/j.gca.2003.07.017
[25] Aharon P, Fu B S. Sulfur and oxygen isotopes of coeval sulfate–sulfide in pore fluids of cold seep sediments with sharp redox gradients [J]. Chemical Geology, 2003, 195(1-4): 201-218. doi: 10.1016/S0009-2541(02)00395-9
[26] Böttcher M E, Boetius A, Rickert D. Sulfur isotope fractionation during microbial sulfate reduction associated with anaerobic methane oxidation[Z]. TERRA NOSTRA, 2003, 3, 89.
[27] Canfield D E, Farquhar J, Zerkle A L. High isotope fractionations during sulfate reduction in a low-sulfate euxinic ocean analog [J]. Geology, 2010, 38(5): 415-418. doi: 10.1130/G30723.1
[28] Jørgensen B B, Findlay A J, Pellerin A. The biogeochemical sulfur cycle of marine sediments [J].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2019, 10: 849. doi: 10.3389/fmicb.2019.00849
[29] Wilkin R T, Barnes H L. Pyrite formation by reactions of iron monosulfides with dissolved inorganic and organic sulfur species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1996, 60(21): 4167-4179. doi: 10.1016/S0016-7037(97)81466-4
[30] Miao X M, Feng X L, Liu X T, et al. Effects of methane seepage activity on the morphology and geochemistry of authigenic pyrite [J]. Marine and Petroleum Geology, 2021, 133: 105231. doi: 10.1016/j.marpetgeo.2021.105231
[31] Raven M R, Sessions A L, Fischer W W, et al. Sedimentary pyrite δ34S differs from porewater sulfide in Santa Barbara Basin: Proposed role of organic sulfur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16, 186: 120-134. doi: 10.1016/j.gca.2016.04.037
[32] Akam S A, Lyons T W, Coffin R B, et al. Carbon-sulfur signals of methane versus crude oil diagenetic decomposition and U-Th age relationships for authigenic carbonates from asphalt seeps, southern Gulf of Mexico [J]. Chemical Geology, 2021, 581: 120395. doi: 10.1016/j.chemgeo.2021.120395
[33] Borowski W S, Rodriguez N M, Paull C K, et al. Are 34S-enriched authigenic sulfide minerals a proxy for elevated methane flux and gas hydrates in the geologic record? [J]. Marine and Petroleum Geology, 2013, 43: 381-395. doi: 10.1016/j.marpetgeo.2012.12.009
[34] Pierre C. Origin of the authigenic gypsum and pyrite from active methane seeps of the southwest African Margin [J]. Chemical Geology, 2017, 449: 158-164. doi: 10.1016/j.chemgeo.2016.11.005
[35] Lin Z Y, Sun X M, Strauss H, et al. Multiple sulfur isotopic evidence for the origin of elemental sulfur in an iron-dominated gas hydrate-bearing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J]. Marine Geology, 2018, 403: 271-284. doi: 10.1016/j.margeo.2018.06.010
[36] Liu J R, Pellerin A, Wang J S, et al. Multiple sulfur isotopes discriminate organoclastic and methane-based sulfate reduction by sub-seafloor pyrite formation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22, 316: 309-330. doi: 10.1016/j.gca.2021.09.026
[37] 冯东, 宫尚桂. 海底冷泉系统硫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及其沉积记录研究进展[J]. 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 2019, 38(6):1047-1056 FENG Dong, GONG Shanggui. Progress on the biogeochemical process of sulfur and its geological record at submarine cold seeps [J]. Bulletin of Mineralogy, Petrology and Geochemistry, 2019, 38(6): 1047-1056.
[38] Johnston D T. Multiple sulfur isotopes and the evolution of Earth's surface sulfur cycle [J]. Earth-Science Reviews, 2011, 106(1-2): 161-183. doi: 10.1016/j.earscirev.2011.02.003
[39] Ono S, Wing B, Johnston D, et al. Mass-dependent fractionation of quadruple stable sulfur isotope system as a new tracer of sulfur biogeochemical cycles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06, 70(9): 2238-2252. doi: 10.1016/j.gca.2006.01.022
[40] Tostevin R, Turchyn A V, Farquhar J, et al. Multiple sulfur isotope constraints on the modern sulfur cycle [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14, 396: 14-21. doi: 10.1016/j.jpgl.2014.03.057
[41] Farquhar J, Johnston D T, Wing B A, et al. Multiple sulphur isotopic interpretations of biosynthetic pathways: implications for biological signatures in the sulphur isotope record [J]. Geobiology, 2003, 1(1): 27-36. doi: 10.1046/j.1472-4669.2003.00007.x
[42] Hulston J R, Thode H G. Variations in the S33, S34, and S36 contents of meteorit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chemical and nuclear effects [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965, 70(14): 3475-3484. doi: 10.1029/JZ070i014p03475
[43] Young E D, Galy A, Nagahara H. Kinetic and equilibrium mass-dependent isotope fractionation laws in nature and their geochemical and cosmochemical significance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02, 66(6): 1095-1104. doi: 10.1016/S0016-7037(01)00832-8
[44] Rudnicki M D, Elderfield H, Spiro B. Fractionation of sulfur isotopes during bacterial sulfate reduction in deep ocean sediments at elevated temperatures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01, 65(5): 777-789. doi: 10.1016/S0016-7037(00)00579-2
[45] Wortmann U G, Bernasconi S M, Böttcher M E. Hypersulfidic deep biosphere indicates extreme sulfur isotope fractionation during single-step microbial sulfate reduction [J]. Geology, 2001, 29(7): 647-650. doi: 10.1130/0091-7613(2001)029<0647:HDBIES>2.0.CO;2
[46] Farquhar J, Johnston D T, Wing B A. Implications of conservation of mass effects on mass-dependent isotope fractionations: Influence of network structure on sulfur isotope phase space of dissimilatory sulfate reduction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07, 71(24): 5862-5875. doi: 10.1016/j.gca.2007.08.028
[47] Antler G, Turchyn A V, Ono S, et al. Combined 34S, 33S and 18O isotope fractionations record different intracellular steps of microbial sulfate reduction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17, 203: 364-380. doi: 10.1016/j.gca.2017.01.015
[48] Knittel K, Wegener G, Boetius A. Anaerobic methane oxidizers[M]//McGenity T J. Microbial Communities Utilizing Hydrocarbons and Lipids: Members, Metagenomics and Ecophysiology.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8: 1-21.
[49] Canfield D E. Biogeochemistry of sulfur isotopes [J]. Reviews in Mineralogy & Geochemistry, 2001, 43(1): 607-636.
[50] Pellerin A, Antler G, Holm S A, et al. Large sulfur isotope fractionation by bacterial sulfide oxidation [J]. Science Advances, 2019, 5(7): eaaw1480. doi: 10.1126/sciadv.aaw1480
[51] Fry B, Cox J, Gest H, et al. Discrimination between 34S and 32S during bacterial metabolism of inorganic sulfur compounds [J]. Journal of Bacteriology, 1986, 165(1): 328-330. doi: 10.1128/jb.165.1.328-330.1986
[52] Habicht K S, Canfield D E, Rethmeier J. Sulfur isotope fractionation during bacterial reduction and disproportionation of thiosulfate and sulfite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1998, 62(15): 2585-2595. doi: 10.1016/S0016-7037(98)00167-7
[53] Peckmann J, Thiel V. Carbon cycling at ancient methane–seeps [J]. Chemical Geology, 2003, 205(3-4): 443-467.
[54] Finster K. Microbiological disproportionation of inorganic sulfur compounds [J]. Journal of Sulfur Chemistry, 2008, 29(3-4): 281-292. doi: 10.1080/17415990802105770
[55] Turchyn A V, Brrchert V, Lyons T W, et al. Kinetic oxygen isotope effects during dissimilatory sulfate reduction: A combined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approach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10, 74(7): 2011-2024. doi: 10.1016/j.gca.2010.01.004
[56] Peketi A, Mazumdar A, Joshi R K, et al. Tracing the Paleo sulfate-methane transition zones and H2S seepage events in marine sediments: An application of C-S-Mo systematics [J]. Geochemistry, Geophysics, Geosystems, 2012, 13(10): Q10007.
[57] Peketi A, Mazumdar A, Joao H M, et al. Coupled C–S–Fe geochemistry in a rapidly accumulating marine sedimentary system: Diagenetic and depositional implications [J]. Geochemistry, Geophysics, Geosystems, 2015, 16(9): 2865-2883. doi: 10.1002/2015GC005754
[58] Lin Q, Wang J S, Taladay K, et al. Coupled pyrite concentration and sulfur isotopic insight into the paleo sulfate-methane transition zone (SMTZ) in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J].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 2016, 115: 547-556. doi: 10.1016/j.jseaes.2015.11.001
[59] Lin Q, Wang J S, Algeo T J, et al. Enhanced framboidal pyrite formation related to anaerobic oxidation of methane in the sulfate-methane transition zone of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J]. Marine Geology, 2016, 379: 100-108. doi: 10.1016/j.margeo.2016.05.016
[60] Lin Z Y, Sun X M, Peckmann J, et al. How sulfate-driven anaerobic oxidation of methane affects the sulfur isotopic composition of pyrite: A SIMS study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 [J]. Chemical Geology, 2016, 440: 26-41. doi: 10.1016/j.chemgeo.2016.07.007
[61] Lin Z Y, Sun X M, Lu Y, et al. Stable isotope patterns of coexisting pyrite and gypsum indicating variable methane flow at a seep site of the Shenhu area, South China Sea [J].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 2016, 123: 213-223. doi: 10.1016/j.jseaes.2016.04.007
[62] Antler G, Turchyn A V, Herut B, et al. A unique isotopic fingerprint of sulfate-driven anaerobic oxidation of methane [J]. Geology, 2015, 43(7): 619-622. doi: 10.1130/G36688.1
[63] Goldhaber M B, Kaplan I R. Mechanisms of sulfur incorporation and isotope fractionation during early diagenesis in sediments of the gulf of California [J]. Marine Chemistry, 1980, 9(2): 95-143. doi: 10.1016/0304-4203(80)90063-8
[64] Jørgensen B B.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stable sulfur isotope distribution in marine sediments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1979, 43(3): 363-374. doi: 10.1016/0016-7037(79)90201-1
[65] Masterson A L. Multiple sulfur isotope applications in diagenetic models and geochemical proxy records[D].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Harvard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 Sciences, 2016.
[66] Gong S G, Peng Y B, Bao H M, et al. Triple sulfur isotope relationships during sulfate-driven anaerobic oxidation of methane [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18, 504: 13-20. doi: 10.1016/j.jpgl.2018.09.036
[67] Neretin L N, Böttcher M E, Jørgensen B B, et al. Pyritization processes and greigite formation in the advancing sulfidization front in the upper Pleistocene sediments of the Black Sea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04, 68(9): 2081-2093. doi: 10.1016/S0016-7037(03)00450-2
[68] Turchyn A V, Antler G, Byrne D, et al. Microbial sulfur metabolism evidenced from pore fluid isotope geochemistry at Site U1385 [J]. Global and Planetary Change, 2016, 141: 82-90. doi: 10.1016/j.gloplacha.2016.03.004
[69] Teichert B M A, Chevalier N, Gussone N, et al. Sulfate-dependent anaerobic oxidation of methane at a highly dynamic bubbling site in the Eastern Sea of Marmara (Çinarcik Basin) [J]. Deep Sea Research Part II:Topical Studies in Oceanography, 2018, 153: 79-91. doi: 10.1016/j.dsr2.2017.11.014
[70] 常鑫, 张明宇, 谷玉, 等. 黄、东海陆架泥质区自生黄铁矿成因及其控制因素[J]. 地球科学进展, 2020, 35(12):1306-1320 doi: 10.11867/j.issn.1001-8166.2020.105 CHANG Xin, ZHANG Mingyu, GU Yu, et al.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controlling factors of authigenic pyrite in mud sediments on the shelf of the Yellow Sea and the East China Sea [J].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20, 35(12): 1306-1320. doi: 10.11867/j.issn.1001-8166.2020.105
[71] Feng D, Roberts H H.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rite deposits at cold seeps from the northern Gulf of Mexico continental slope [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11, 309(1-2): 89-99.
[72] Berner R A. Sulphate reduction, organic matter decomposition and pyrite formation [J].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A, Mathematical and Physical Sciences, 1985, 315(1531): 25-38. doi: 10.1098/rsta.1985.0027
[73] Gong S G, Hu Y, Li N, et al. Environmental controls on sulfur isotopic compositions of sulfide minerals in seep carbonates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 [J].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 2018, 168: 96-105. doi: 10.1016/j.jseaes.2018.04.037
[74] Formolo M J, Lyons T W. Sulfur biogeochemistry of cold seeps in the Green Canyon region of the Gulf of Mexico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13, 119: 264-285. doi: 10.1016/j.gca.2013.05.017
[75] Wilkin R T, Barnes H L, Brantley S L.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framboidal pyrite in modern sediments: An indicator of redox conditions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1996, 60(20): 3897-3912. doi: 10.1016/0016-7037(96)00209-8
[76] 张美, 陆红锋, 邬黛黛, 等. 南海神狐海域自生黄铁矿分布、形貌特征及其对甲烷渗漏的指示[J].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2017, 37(6):178-188 ZHANG Mei, LU Hongfeng, WU Daidai, et al. Cross-section distribution and morphology of authigenic pyrite and their indication to methane seeps in Shenhu areas, South China Sea [J]. Marine Geology & Quaternary Geology, 2017, 37(6): 178-188.
[77] Aharon P, Fu B S. Microbial sulfate reduction rates and sulfur and oxygen isotope fractionations at oil and gas seeps in deepwater Gulf of Mexico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00, 64(2): 233-246. doi: 10.1016/S0016-7037(99)00292-6
[78] Pellerin A, Antler G, Røy H, et al. The sulfur cycle below the sulfate-methane transition of marine sediments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18, 239: 74-89. doi: 10.1016/j.gca.2018.07.027
[79] 康绪明, 古丽, 刘素美. 春季黄渤海沉积物中酸可挥发性硫与黄铁矿的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海洋环境科学, 2014, 33(1):1-7 KANG Xuming, GU Li, LIU Sumei. Distribution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Acid Volatile Sulfide and pyrite in the Bohai Sea and Yellow Sea in spring [J]. Marine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4, 33(1): 1-7.
[80] Rickard D, Luther G W. Chemistry of iron sulfides [J]. Chemical Reviews, 2007, 107(2): 514-562. doi: 10.1021/cr0503658
[81] Shawar L, Halevy I, Said-Ahmad W, et al. Dynamics of pyrite formation and organic matter sulfurization in organic-rich carbonate sediments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18, 241: 219-239. doi: 10.1016/j.gca.2018.08.048
[82] Price F T, Shieh Y N. Fractionation of sulfur isotopes during laboratory synthesis of pyrite at low temperatures [J]. Chemical Geology, 1979, 27(3): 245-253. doi: 10.1016/0009-2541(79)90042-1
[83] Butler I B, Böttcher M E, Rickard D, et al. Sulfur isotope partitioning during experimental formation of pyrite via the polysulfide and hydrogen sulfide pathways: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sedimentary and hydrothermal pyrite isotope records [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04, 228(3-4): 495-509. doi: 10.1016/j.jpgl.2004.10.005
[84] Chen T T, Sun X M, Lin Z Y, et al. Deciphering the geochemical link between seep carbonates and enclosed pyrite: A case study from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J]. Marine and Petroleum Geology, 2021, 128: 105020. doi: 10.1016/j.marpetgeo.2021.105020
[85] 李鑫, 曹红, 耿威, 等. 碳酸盐晶格硫研究进展[J].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2020, 40(3):119-131 LI Xin, CAO Hong, GENG Wei,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in carbonate associated sulfate [J]. Marine Geology & Quaternary Geology, 2020, 40(3): 119-131.
[86] Deusner C, Holler T, Arnold G L, et al. Sulfur and oxygen isotope fractionation during sulfate reduction coupled to anaerobic oxidation of methane is dependent on methane concentration [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14, 399: 61-73. doi: 10.1016/j.jpgl.2014.04.047
[87] Liu X T, Li A C, Fike D A, et al.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of the East China Sea inner shelf and its constraints on pyrite sulfur contents and isotopes since the last deglaciation [J]. Marine Geology, 2020, 429: 106307. doi: 10.1016/j.margeo.2020.106307
[88] Canfield D E, Thamdrup B. The production of 34S-depleted sulfide during bacterial disproportionation of elemental sulfur [J]. Science, 1994, 266(5193): 1973-1975. doi: 10.1126/science.11540246
[89] Peckmann J, Goedert J L, Heinrichs T, et al. The Late Eocene 'Whiskey Creek' methane-seep deposit (western Washington State) [J]. Facies, 2003, 48(1): 241-253. doi: 10.1007/BF02667542
[90] Lichtschlag A, Kamyshny A, Ferdelman T G, et al. Intermediate sulfur oxidation state compounds in the euxinic surface sediments of the Dvurechenskii mud volcano (Black Sea)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13, 105: 130-145. doi: 10.1016/j.gca.2012.11.025
[91] Pellerin A, Bui T H, Rough M, et al. Mass-dependent sulfur isotope fractionation during reoxidative sulfur cycling: A case study from Mangrove Lake, Bermuda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15, 149: 152-164. doi: 10.1016/j.gca.2014.11.007
[92] Johnston D T, Wing B A, Farquhar J, et al. Active microbial sulfur disproportionation in the mesoproterozoic [J]. Science, 2005, 310(5753): 1477-1479. doi: 10.1126/science.1117824
[93] Johnston D T, Farquhar J, Wing B A, et al. Multiple sulfur isotope fractionations in biological systems: a case study with sulfate reducers and sulfur disproportionator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2005, 305(6-8): 645-660. doi: 10.2475/ajs.305.6-8.645
[94] Canfield D E. Isotope fractionation by natural populations of sulfate-reducing bacteria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01, 65(7): 1117-1124. doi: 10.1016/S0016-7037(00)00584-6
[95] Weber H S, Thamdrup B, Habicht K S. High sulfur isotope fractionation associated with anaerobic oxidation of methane in a low-sulfate, iron-rich environment [J]. Frontiers in Earth Science, 2016, 4: 61.
[96] Masterson A, Alperin M J, Berelson W M, et al. Interpreting multiple sulfur isotope signals in modern anoxic sediments using a full diagenetic model (California-Mexico margin: Alfonso Basin) [J]. 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2018, 318(5): 459-490. doi: 10.2475/05.2018.02
[97] Ono S, Keller N S, Rouxel O, et al. Sulfur-33 constraints on the origin of secondary pyrite in altered oceanic basement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12, 87: 323-340. doi: 10.1016/j.gca.2012.04.016
[98] Pasquier V, Fike D A, Halevy I. Sedimentary pyrite sulfur isotopes track the local dynamics of the Peruvian oxygen minimum zone [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1, 12(1): 4403. doi: 10.1038/s41467-021-24753-x
[99] Zhang M, Lu H F, Guan H X, et al. Methane seepage intensities traced by sulfur isotopes of pyrite and gypsum in sediment from the Shenhu area, South China Sea [J]. Acta Oceanologica Sinica, 2018, 37(7): 20-27. doi: 10.1007/s13131-018-1241-1
[100] Strauss H, Bast R, Cording A, et al. Sulphur diagenesis in the sediments of the Kiel Bight, SW Baltic Sea, as reflected by multiple stable sulphur isotopes [J]. Isotopes in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Studies, 2012, 48(1): 166-179. doi: 10.1080/10256016.2012.648930
[101] Sim M S, Bosak T, Ono S. Large sulfur isotope fractionation does not require disproportionation [J]. Science, 2011, 333(6038): 74-77. doi: 10.1126/science.1205103
[102] Böttcher M E, Thamdrup B. Anaerobic sulfide oxidation and stable isotope fractionation associated with bacterial sulfur disproportion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MnO2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01, 65(10): 1573-1581. doi: 10.1016/S0016-7037(00)00622-0
[103] Johnston D T, Gill B C, Masterson A, et al. Placing an upper limit on cryptic marine sulphur cycling [J]. Nature, 2014, 513(7519): 530-533. doi: 10.1038/nature13698
[104] Mills J V, Antler G, Turchyn A V. Geochemical evidence for cryptic sulfur cycling in salt marsh sediments [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16, 453: 23-32. doi: 10.1016/j.jpgl.2016.08.001
[105] Sassen R, Roberts H H, Carney R, et al. Free hydrocarbon gas, gas hydrate, and authigenic minerals in chemosynthetic communities of the northern Gulf of Mexico continental slope: relation to microbial processes [J]. Chemical Geology, 2004, 205(3-4): 195-217. doi: 10.1016/j.chemgeo.2003.12.032
[106] Riedinger N, Brunner B, Krastel S, et al. Sulfur cycling in an iron oxide-dominated, dynamic marine depositional system: The argentine continental margin [J]. Frontiers in Earth Science, 2017, 5: 33. doi: 10.3389/feart.2017.00033
[107] Lonsdale P. A deep-sea hydrothermal site on a strike-slip fault [J]. Nature, 1979, 281(5732): 531-534. doi: 10.1038/281531a0
[108] Suess E, Bohrmann G, von Huene R, et al. Fluid venting in the eastern Aleutian subduction zone [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Solid Earth, 1998, 103(B2): 2597-2614. doi: 10.1029/97JB02131
[109] Castellini D G, Dickens G R, Snyder G T, et al. Barium cycling in shallow sediment above active mud volcanoes in the Gulf of Mexico [J]. Chemical Geology, 2006, 226(1-2): 1-30. doi: 10.1016/j.chemgeo.2005.08.008
[110] Joye S B, MacDonald I R, Montoya J P, et al. Geo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signatures of Gulf of Mexico seafloor brines [J]. Biogeosciences, 2005, 2(3): 295-309. doi: 10.5194/bg-2-295-2005
[111] Aquilina L, Dia A N, Boulègue J, et al. Massive barite deposits in the convergent margin off Peru: implications for fluid circulation within subduction zones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1997, 61(6): 1233-1245. doi: 10.1016/S0016-7037(96)00402-4
[112] Greinert J, Bollwerk S M, Derkachev A, et al. Massive barite deposits and carbonate mineralization in the Derugin Basin, Sea of Okhotsk: precipitation processes at cold seep sites [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02, 203(1): 165-180. doi: 10.1016/S0012-821X(02)00830-0
[113] Snyder G T, Dickens G R, Castellini D G. Labile barite contents and dissolved barium concentrations on Blake Ridge: new perspectives on barium cycling above gas hydrate systems [J]. Journal of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2007, 95(1-3): 48-65. doi: 10.1016/j.gexplo.2007.06.001
[114] Hein J R, Zierenberg R A, Maynard J B, et al. Barite-forming environments along a rifted continental margin, Southern California Borderland [J]. Deep Sea Research Part II:Topical Studies in Oceanography, 2007, 54(11-13): 1327-1349. doi: 10.1016/j.dsr2.2007.04.011
[115] Claypool G E, Holser W T, Kaplan I R, et al. The age curves of sulfur and oxygen isotopes in marine sulfate and their mutual interpretation [J]. Chemical Geology, 1980, 28: 199-260. doi: 10.1016/0009-2541(80)90047-9
[116] Antler G, Turchyn A V, Herut B, et al. Sulfur and oxygen isotope tracing of sulfate driven anaerobic methane oxidation in estuarine sediments [J]. Estuarine, Coastal and Shelf Science, 2014, 142: 4-11. doi: 10.1016/j.ecss.2014.03.001
[117] Kunzmann M, Bui T H, Crockford P W, et al. Bacterial sulfur disproportionation constrains timing of Neoproterozoic oxygenation [J]. Geology, 2017, 45(3): 207-210. doi: 10.1130/G38602.1
[118] Leavitt W D, Halevy I, Bradley A S, et al. Influence of sulfate reduction rates on the Phanerozoic sulfur isotope record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3, 110(28): 11244-11249. doi: 10.1073/pnas.1218874110
[119] Sim M S, Ono S, Donovan K, et al. Effect of electron donors on the fractionation of sulfur isotopes by a marine Desulfovibrio sp.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11, 75(15): 4244-4259. doi: 10.1016/j.gca.2011.05.021
[120] Haeckel M, Boudreau B P, Wallmann K. Bubble-induced porewater mixing: A 3-D model for deep porewater irrigation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07, 71(21): 5135-5154. doi: 10.1016/j.gca.2007.08.011
[121] Druhan J L, Maher K. The influence of mixing on stable isotope ratios in porous media: A revised Rayleigh model [J].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2017, 53(2): 1101-1124. doi: 10.1002/2016WR019666
[122] Wing B A, Halevy I. Intracellular metabolite levels shape sulfur isotope fractionation during microbial sulfate respiration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4, 111(51): 18116-18125. doi: 10.1073/pnas.1407502111
[123] Wortmann U G, Chernyavsky B M. The significance of isotope specific diffusion coefficients for reaction-transport models of sulfate reduction in marine sediments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11, 75(11): 3046-3056. doi: 10.1016/j.gca.2011.03.007
[124] Berner R A. An idealized model of dissolved sulfate distribution in recent sediments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1964, 28(9): 1497-1503. doi: 10.1016/0016-7037(64)90164-4
[125] Aller R C, Madrid V, Chistoserdov A, et al. Unsteady diagenetic processes and sulfur biogeochemistry in tropical deltaic muds: implications for oceanic isotope cycles and the sedimentary record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10, 74(16): 4671-4692. doi: 10.1016/j.gca.2010.05.008